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双边协议的新闻公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8 21:15:11 浏览:9775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双边协议的新闻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双边协议的新闻公报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双边协议的新闻公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美利坚合众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珀林率领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举行了谈判。十一月十五日，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
中美两国代表团表示，中美两国政府和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都高度重视这一谈判。他们认为，这一谈判不仅具有商业上的重要性，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双方认为，这一协议对中美两国都有利。
中美两国签署上述协议有助于加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和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双方期待着今后在世贸组织中密切合作，以确保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繁荣。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刑事和解制度与检察权的运用
徐军
内容摘要
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的刑事和解的概念，要在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基础的构架内，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刑事和解包含两个法律程序，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是前置程序，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决定程序。刑事和解不应局限在刑事诉讼中的某个阶段，而应贯穿于案件侦查终结后刑事诉讼的过程。刑事和解制度的科学设计应以恢复正义理论为指导，以促进被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要避免刑事和解制度对罪行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在刑事和解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确保刑事和解的公正性。
关键词 刑事和解；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的主体；刑事和解定义；制度设计；检察权的运用
2002年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司法机关对公诉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2006年以后，更多的司法机关在尝试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它所体现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西方新兴的一种刑事处理方式，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它对犯罪人不是简单地视为异类，而是在司法工作者的主持下，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求得被害人谅解，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的视野，刑事和解这一全新的纠纷解决模式已经悄然形成，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刑事和解制度呼之欲出，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现阶段对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对刑事和解的主体、定义、具体程序设计等方面存在诸多的争论，本文拟对刑事和解制度与检察权的运用作粗浅的探讨，以作为引玉之砖。
一、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完全摆脱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从以斗争哲学政治观为主转变到以和谐哲学政治观为主，这一转变必将对刑事的立法、司法行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确保在刑事司法领域做到司法公正，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正、刑事赔偿等一系列的战略构想。各级司法机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实践中积极开展了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
1、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和现实性是催生刑事和解制度的决定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社会矛盾可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对事物发展变化影响的强度上划分，社会矛盾可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社会矛盾普遍存在，并且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总是处于运动发展变化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表现出时代性特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战争与犯罪对社会关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新中国成立前后，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捍卫新生政权，是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并且是冲突非常剧烈的敌我矛盾，在生死存亡之际，客观上要以斗争哲学为指导，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认清敌我，采取极端的斗争方式严厉打击敌人和犯罪行为，以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要以和谐哲学观为指导，坚持“合二为一”的方法论，凝聚人心，团结力量，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步伐，并非要重建一个新的世界。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现阶段刑事犯罪范畴内的敌我矛盾依然存在，表现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某些时候可能表现得非常尖锐，但绝不是主要的犯罪表现形式，除上述几种特定的犯罪以外，其余的大量犯罪行为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内的犯罪时，刑事和解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契合了“盛世用轻刑”的法律文化传统思想。
2、刑事和解制度蕴含了诸多的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由恢复正义理论、价值平衡理论、叙说理论等组成。与恢复正义相对应的是传统刑罚制度中的报复正义，报复正义坚守的是有罪必罚，强调国家权力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擅断，排斥当事人个人意志对国家权力的干扰和影响，突出在宏观上对犯罪行为所破坏社会关系的保护，较少注意到在个案上的价值平衡，现行刑事法律中没有将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情况作为法定情节，而只是作为酌定情节，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报复正义的理论内涵。恢复正义理论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旨在重塑一个和谐社会，体现了“个人解决冲突”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平衡，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刑罚不再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强调在实现正义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正义的评价标准不是有罪必罚，而是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及时修复。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彰显了刑事法律的正义、自由、秩序、效率价值。
（一）公平正义价值。刑事和解制度坚持的是以人为本，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同时兼顾到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对加害人处以刑罚，带给被害人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得到有效及时的弥补，对被害人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也充分体现出刑事法律的公平性。在我国传统刑事法律理论和实践中，被害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不能取得与加害人同等的诉讼地位，忽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不利于被害人人权的保障。刑事和解以加害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加害人其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精神、经济损失后果，了解加害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将刑事法律关系由“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三元结构模式”，赋予被害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提高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一定的实体权利，从而及时安抚其因犯罪行为及“冷漠司法”而受到的精神创伤，平息其报复犯罪心理，弥补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从而充分实现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机能。[1]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使被害人尽快获得经济赔偿和精神抚慰，避免加害人从与被害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出发，而宁愿选择接受刑事处罚拒绝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加害人虽然因犯罪行为受到了刑事处罚，但被害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造成一种事实上的不公平，有违现代司法制度所强调的“建立或者强化将被害人的恢复作为首要考虑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并且也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矛盾状态；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对加害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再社会化。刑事和解制度充分体现了对加害人从轻处罚的司法原则，使加害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得以有效平衡，避免使加害人承担更重的有失公允的法律责任，尽量减小长期的诉讼过程、刑事处罚所带给加害人的心理压力。在刑事和解过程中，通过对加害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帮助，能促使其对自身的行为后果真诚地悔过。刑事和解一般采取非刑罚化处理方式，使加害人不再承担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因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追诉程序，对加害人可以避免造成“标签”式的影响，打消其自暴自弃心理，帮助其恢复自信顺利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之中。
（二）自由价值。刑事和解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之间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民事和解协议强调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自由表示，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对案件所做出的处理决定，表明国家权力对私权力的尊重与妥协。
（三）效率与诉讼经济价值。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使犯罪行为及时得到惩处，尽快修复因犯罪行为而受到侵害的社会关系，培养公民的诚信道德意识；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减少讼累，提高诉讼效率。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合法、有效地处理大量轻微刑事案件，对案件在诉讼程序上起到了繁简分流作用，使司法机关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人、财、物等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3、刑事和解制度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要求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正是为了加强和谐社会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注重效果要求的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公平正义和诉讼效率的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区别对待要求的是认真分析每一个具体的犯罪现象，区别犯罪的性质、犯罪的轻重、犯罪侵害的法益、犯罪的情节、手段、犯罪组织形式、悔罪态度，权衡利弊，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不是法内施恩，严不是法外无度，做到宽严有据、宽严有度、宽严合法、宽严合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严打”方针和刑事和解制度成为这一原则的有效载体。如果说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体现的是“严”的一面，对危害国家安全、恐怖主义、累犯、重大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予以坚决打击，那么刑事和解制度所采取的非刑罚化措施、对加害人的不予追诉、从轻处理则体现的是从宽的一面。刑事追诉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些犯罪，如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初犯、偶犯等，予以追诉并处以刑罚并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导致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使被追诉者被贴上犯罪标签而难以回归社会，各地实行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对于预防犯罪有着积极意义。刑事和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2]
二、关于刑事和解的主体和刑事和解定义
关于刑事和解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和调停人；（二）是认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不包括相应的司法机关；（三）是认为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包括追诉机关（自诉人），被害人并非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主要理由是：犯罪不仅侵害了个人法益，现代意义上的刑事纠纷本质上是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纠纷。在公诉程序中，追诉机关拥有决定诉讼进程的权力，而被害人无权启动或终止诉讼，因此，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发生在追诉机关和被诉人之间，被害人无权与加害人“私了”本属于公诉范围的刑事纠纷。
要明确刑事和解的主体，首先要准确界定刑事和解的概念。对于刑事和解的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但这一定义不能简单地移植到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与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理论存在诸多相悖之处。在我国刑事法律理论中，认为追诉犯罪和对被告人处以刑罚是一项国家权力，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上述定义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直接赋予了当事人解决刑事纠纷的权力，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定义完全适用于自诉案件，但也是不能成立的，在自诉案件中，毫无疑问自诉人具有提起刑事诉讼的绝对权力，但其并不具有终止诉讼或对加害人判处刑罚的权力，因为自诉案件在进入诉讼程序自诉人与被告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自诉人没有提出撤诉申请的，审判机关仍需要依法律职权结合和解协议的内容做出判决；自诉人提出撤诉的，也只是一项申请权，而不是决定权，人民法院要审查撤诉理由，认为确属自愿的，准许撤诉，认为自诉人系被强迫、威吓等，不准许撤诉。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事和解协议，是就民事赔偿的形式、数额等达成的合意，是实行刑事和解的前置程序，不可否认，该民事和解协议中包含有一定刑事内容，即加害人与被害人对司法机关将做出的终止诉讼程序或对加害人从轻处理不行使相应的上诉权和申诉权，最终能否实行刑事和解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意即刑事和解程序包含两个法律程序，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是前置程序，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决定程序，由此我们可以在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基础的构架内，推导出符合我国刑事法律特点的刑事和解的定义：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在案件侦查终结后的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后，也就是在达成相应的民事和解协议后，对司法机关即将在刑事方面做出的处理决定放弃相应的上诉权和申诉权，司法机关在确认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后，对加害人不予追诉或从轻处理的刑事司法制度。主体意味着在某个事件或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和机关，从刑事和解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三者之中有一方不同意，就难以实行刑事和解，缺一不可，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适格的当然主体。认为司法机关不是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削弱了国家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专属权力，认为被害人不是刑事和解的主体，是降低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不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与要普遍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的国际趋势不符。需要指出的是，实行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有具体明确的被害人，实行刑事和解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应包括单位犯罪中的加害单位和被害单位。
三、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案件范围问题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在理论界和实践中争议较大，有人主张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适用；有人主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人主张仅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人主张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适用。上述几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应在侦查终结后的诉讼程序中适用，理由是如果在案件侦查终结前适用刑事和解，可能由于当事人的相互妥协，特别是被害人出于获得经济赔偿考虑，不愿说出事实真象，使侦查机关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也可能导致侦查机关怠于实施侦查行为，按照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做出撤案决定，使一些重大刑事案件降格为轻微刑事案件，这明显违背刑事和解所要求的案件事实清楚。如果仅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只是强调了刑事和解对加害人不予追诉的功能，忽视了刑事和解对加害人还可能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内在含义。
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主流的观点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成年犯罪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还有就是罪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笔者以为，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属于敌我矛盾的犯罪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案件都可适用刑事和解，这样才能激发出刑事和解制度大面积化解社会矛盾的功效，更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四、关于刑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的区别
辩诉交易是一种诉外活动，由控辩双方磋商和谈判，与刑事和解的主体不同；在辩诉交易中，控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决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节省诉讼时间和降低诉讼成本，但刑事和解中要求加害人无条件供认全部犯罪事实；辩诉交易可适用于所有的疑难复杂案件，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界限；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在价值取向和功能上不同，当然辩诉交易制度也蕴含了一定的法律价值：有利于及时地打击犯罪，对被告人认罪给予肯定评价，达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五、关于刑事和解是否需要调停人的问题
有学者主张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是一种契约，属于私法调整的范围，要绝对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思表达，不需要其他机关、人员的介入；还有的主张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笔者主张应由将做出刑事和解决定的司法机关来充当调停人，因为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含有特殊的内容，不能以简单的平等主体间的契约来看待，加害人与被害人要对司法机关即将做出的某种刑事处理决定放弃相应的上诉权、申诉权，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同时在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司法机关有义务向加害人与被害人说明在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可能的刑事处理决定，而这些工作显然是其他机关、人员所难以做到的。
六、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构建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存在一些符合和谐政治哲学观要求的具体制度设计，例如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微罪不诉制度，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自诉和解制度等，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仍然需要加强制度创新，在构建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上，一是要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对要做出撤案、不起诉、暂缓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应严格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刑事案件，具体包括过失犯、初犯、偶犯，亲属、邻里、朋友、同事、同学关系中的伤害以及数额不大的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在于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对此可以适当放宽和解条件。二是要明确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事人在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协议并明示放弃相应的上诉、申诉权利，是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三是要赋予当事人刑事和解的申请权和司法机关的决定权。四是要明确不同诉讼阶段的刑事和解方式。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可以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做出不起诉、暂缓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法院可以通过简易程序审判，并减轻对被告人的刑罚处罚或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在执行阶段，可以对被判刑人减刑或予以假释等。五是要增设暂缓起诉制度。有些案件当事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后，履行协议需要一定的时间，客观上要求在“起诉”与“不起诉”之间采取一种缓冲措施，即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应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的暂缓期间，视加害人在暂缓期间的悔罪表现、履行义务情况，而做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六是修改相对不起诉的法定条件并要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运用。建议将相对不起诉范围扩大到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刑事案件，以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事和解制度。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出于对自由裁量权的敏感性，往往是慎之又慎，许多地方采取了人为限制适用比例的做法，导致相对不起诉率过低的现象，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在和谐哲学观指导下，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大量适用相对不起诉，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七是建立刑事和解诚意调查制度和经济赔偿转移支付制度、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人担心，是否会因为加害人经济实力的差异，出现“花钱买刑”、同责不同罚的问题，以致于侵犯到罪刑相适应原则，特别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现象：当事人都有进行刑事和解的意向，但因为加害人经济能力有限，客观上难以对被害人予以经济赔偿，导致无法进行刑事和解。对这种现象，笔者建议，应对加害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之间的刑事和解诚意实行调查制度，如果加害人属经济暂时困难，短期内无法支付较大数额的赔偿金，但有劳动能力保障其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应启动经济赔偿转移支付制度，由国家指定的金融机构代加害人支付赔偿金，使被害人尽快获得赔偿，在指定的金融机构和加害人之间形成债务关系；如果加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并没有经济来源，应实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确保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实施。八是要进一步完善非刑罚化的各种措施。刑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非刑罚化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期在充分实现被害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加害人回归社会的实际需要，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亟待建立和完善的措施有：社区矫正、社区服务、管束制度等。特别是管束制度，对刑事和解后的加害人，司法机关不能放任自流，而要与社区、学校、单位等紧密配合对其实施跟踪帮教，准确把握其工作、学习、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矫正其违法行为和一些恶习，强化其法律意识，打消自暴自弃心理，增强自信心，促其改过自新。九是要完善对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救济手段。对当事人因受胁迫、欺诈、诱骗等非法方式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要建立相应的法律程序，以纠正错误的实体处理决定。十是要规定刑事和解的例外情形。对于累犯、因同类犯罪曾进行过刑事和解的加害人，不得运用刑事和解，以避免刑事和解无节制的滥用，导致对轻微刑事犯罪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50 号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已经2005年11月16日国务院第11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迅速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情，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重大动物疫情，是指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发病率或者死亡率高的动物疫病突然发生，迅速传播，给养殖业生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危害，以及可能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危害的情形，包括特别重大动物疫情。
第三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应当坚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方针，及时发现，快速反应，严格处理，减少损失。
第四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逐级建立责任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重大动物疫情的监测、调查、控制、扑灭等应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工作。
第五条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应当及时收集境外重大动物疫情信息，加强进出境动物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工作，防止动物疫病传入和传出。兽医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通报国内重大动物疫情。
第六条 国家鼓励、支持开展重大动物疫情监测、预防、应急处理等有关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参加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的人员给予适当补助，对作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对不履行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职责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控告。
第二章 应急准备
第九条 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全国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报国务院批准，并按照不同动物疫病病种及其流行特点和危害程度，分别制定实施方案，报国务院备案。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备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不同动物疫病病种及其流行特点和危害程度，分别制定实施方案。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及其实施方案应当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和实施情况，及时修改、完善。
第十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应急指挥部的职责、组成以及成员单位的分工；
（二）重大动物疫情的监测、信息收集、报告和通报；
（三）动物疫病的确认、重大动物疫情的分级和相应的应急处理工作方案；
（四）重大动物疫情疫源的追踪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五）预防、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情所需资金的来源、物资和技术的储备与调度；
（六）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设施和专业队伍建设。
第十一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要求，确保应急处理所需的疫苗、药品、设施设备和防护用品等物资的储备。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重大动物疫情监测网络和预防控制体系，加强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和乡镇动物防疫组织建设，并保证其正常运行，提高对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处理能力。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需要，可以成立应急预备队，在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的指挥下，具体承担疫情的控制和扑灭任务。
应急预备队由当地兽医行政管理人员、动物防疫工作人员、有关专家、执业兽医等组成；必要时，可以组织动员社会上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参加。公安机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依法协助其执行任务。
应急预备队应当定期进行技术培训和应急演练。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知识和重大动物疫病科普知识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的重大动物疫情防范意识。
第三章 监测、报告和公布
第十五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重大动物疫情的监测，饲养、经营动物和生产、经营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和阻碍。
第十六条 从事动物隔离、疫情监测、疫病研究与诊疗、检验检疫以及动物饲养、屠宰加工、运输、经营等活动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第十七条 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核实。初步认为属于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在2小时内将情况逐级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并同时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卫生主管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报本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4小时内向国务院报告。
第十八条 重大动物疫情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疫情发生的时间、地点；
（二）染疫、疑似染疫动物种类和数量、同群动物数量、免疫情况、死亡数量、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情况；
（三）流行病学和疫源追踪情况；
（四）已采取的控制措施；
（五）疫情报告的单位、负责人、报告人及联系方式。
第十九条 重大动物疫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必要时，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认定。
第二十条 重大动物疫情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及时准确公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布重大动物疫情。
第二十一条 重大动物疫病应当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采集病料，未经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批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采集病料。
从事重大动物疫病病原分离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生物安全管理规定，防止病原扩散。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通报重大动物疫情的发生和处理情况。
第二十三条 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可能感染人群时，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疫区内易受感染的人群进行监测，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卫生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相互通报情况。
第二十四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重大动物疫情不得瞒报、谎报、迟报，不得授意他人瞒报、谎报、迟报，不得阻碍他人报告。
第二十五条 在重大动物疫情报告期间，有关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立即采取临时隔离控制措施；必要时，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作出封锁决定并采取扑杀、销毁等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
第四章 应急处理
第二十六条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国务院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
第二十七条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调查疫源，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启动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系统、应急预案和对疫区实行封锁的建议，有关人民政府应当立即作出决定。
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的范围应当按照不同动物疫病病种及其流行特点和危害程度划定，具体划定标准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八条 国家对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实行分级管理，按照应急预案确定的疫情等级，由有关人民政府采取相应的应急控制措施。
第二十九条 对疫点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扑杀并销毁染疫动物和易感染的动物及其产品；
（二）对病死的动物、动物排泄物、被污染饲料、垫料、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
（三）对被污染的物品、用具、动物圈舍、场地进行严格消毒。
第三十条 对疫区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在疫区周围设置警示标志，在出入疫区的交通路口设置临时动物检疫消毒站，对出入的人员和车辆进行消毒；
（二）扑杀并销毁染疫和疑似染疫动物及其同群动物，销毁染疫和疑似染疫的动物产品，对其他易感染的动物实行圈养或者在指定地点放养，役用动物限制在疫区内使役；
（三）对易感染的动物进行监测，并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实施紧急免疫接种，必要时对易感染的动物进行扑杀；
（四）关闭动物及动物产品交易市场，禁止动物进出疫区和动物产品运出疫区；
（五）对动物圈舍、动物排泄物、垫料、污水和其他可能受污染的物品、场地，进行消毒或者无害化处理。
第三十一条 对受威胁区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易感染的动物进行监测；
（二）对易感染的动物根据需要实施紧急免疫接种。
第三十二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中设置临时动物检疫消毒站以及采取隔离、扑杀、销毁、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控制、扑灭措施的，由有关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决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拒不服从的，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
第三十三条 国家对疫区、受威胁区内易感染的动物免费实施紧急免疫接种；对因采取扑杀、销毁等措施给当事人造成的已经证实的损失，给予合理补偿。紧急免疫接种和补偿所需费用，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
第三十四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根据应急处理需要，有权紧急调集人员、物资、运输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单位和个人的物资、运输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被征集使用的，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归还并给予合理补偿。
第三十五条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提出疫点、疫区、受威胁区的处理方案，加强疫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源追踪工作，对染疫和疑似染疫动物及其同群动物和其他易感染动物的扑杀、销毁进行技术指导，并组织实施检验检疫、消毒、无害化处理和紧急免疫接种。
第三十六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所需的物资紧急调度和运输、应急经费安排、疫区群众救济、人的疫病防治、肉食品供应、动物及其产品市场监管、出入境检验检疫和社会治安维护等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支持配合驻地人民政府做好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工作。
第三十七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中，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力量，向村民、居民宣传动物疫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协助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报告和各项应急处理措施的落实工作。
第三十八条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地的人民政府和毗邻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通力合作，相互配合，做好重大动物疫情的控制、扑灭工作。
第三十九条 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参加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卫生防护和技术指导等措施。
第四十条 自疫区内最后一头（只）发病动物及其同群动物处理完毕起，经过一个潜伏期以上的监测，未出现新的病例的，彻底消毒后，经上一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验收合格，由原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府宣布解除封锁，撤销疫区；由原批准机关撤销在该疫区设立的临时动物检疫消毒站。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重大动物疫情确认、疫区封锁、扑杀及其补偿、消毒、无害化处理、疫源追踪、疫情监测以及应急物资储备等应急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兽医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立即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疫情报告职责，瞒报、谎报、迟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谎报、迟报，阻碍他人报告重大动物疫情的；
（二）在重大动物疫情报告期间，不采取临时隔离控制措施，导致动物疫情扩散的；
（三）不及时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不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应急处理建议，或者不按照规定对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采取预防、控制、扑灭措施的；
（四）不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启动应急指挥系统、应急预案和对疫区的封锁建议的；
（五）对动物扑杀、销毁不进行技术指导或者指导不力，或者不组织实施检验检疫、消毒、无害化处理和紧急免疫接种的；
（六）其他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导致动物疫病传播、流行，或者对养殖业生产安全和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不履行应急处理职责，不执行对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采取的措施，或者对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疫情调查不予配合或者阻碍、拒绝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立即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阻碍报告重大动物疫情，不履行应急处理职责，不按照规定对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采取预防、控制、扑灭措施，或者对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疫情调查不予配合或者阻碍、拒绝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立即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政府主要领导人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截留、挪用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经费，或者侵占、挪用应急储备物资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阻碍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进行重大动物疫情监测，或者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不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采集重大动物疫病病料，或者在重大动物疫病病原分离时不遵守国家有关生物安全管理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期间，哄抬物价、欺骗消费者，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的，由价格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徐军
内容摘要
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的刑事和解的概念，要在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基础的构架内，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刑事和解包含两个法律程序，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是前置程序，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决定程序。刑事和解不应局限在刑事诉讼中的某个阶段，而应贯穿于案件侦查终结后刑事诉讼的过程。刑事和解制度的科学设计应以恢复正义理论为指导，以促进被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要避免刑事和解制度对罪行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在刑事和解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确保刑事和解的公正性。
关键词 刑事和解；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的主体；刑事和解定义；制度设计；检察权的运用
2002年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司法机关对公诉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2006年以后，更多的司法机关在尝试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它所体现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西方新兴的一种刑事处理方式，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它对犯罪人不是简单地视为异类，而是在司法工作者的主持下，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求得被害人谅解，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的视野，刑事和解这一全新的纠纷解决模式已经悄然形成，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刑事和解制度呼之欲出，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现阶段对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对刑事和解的主体、定义、具体程序设计等方面存在诸多的争论，本文拟对刑事和解制度与检察权的运用作粗浅的探讨，以作为引玉之砖。
一、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完全摆脱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从以斗争哲学政治观为主转变到以和谐哲学政治观为主，这一转变必将对刑事的立法、司法行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确保在刑事司法领域做到司法公正，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正、刑事赔偿等一系列的战略构想。各级司法机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实践中积极开展了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
1、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和现实性是催生刑事和解制度的决定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社会矛盾可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对事物发展变化影响的强度上划分，社会矛盾可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社会矛盾普遍存在，并且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总是处于运动发展变化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表现出时代性特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战争与犯罪对社会关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新中国成立前后，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捍卫新生政权，是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并且是冲突非常剧烈的敌我矛盾，在生死存亡之际，客观上要以斗争哲学为指导，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认清敌我，采取极端的斗争方式严厉打击敌人和犯罪行为，以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要以和谐哲学观为指导，坚持“合二为一”的方法论，凝聚人心，团结力量，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步伐，并非要重建一个新的世界。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现阶段刑事犯罪范畴内的敌我矛盾依然存在，表现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某些时候可能表现得非常尖锐，但绝不是主要的犯罪表现形式，除上述几种特定的犯罪以外，其余的大量犯罪行为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内的犯罪时，刑事和解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契合了“盛世用轻刑”的法律文化传统思想。
2、刑事和解制度蕴含了诸多的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由恢复正义理论、价值平衡理论、叙说理论等组成。与恢复正义相对应的是传统刑罚制度中的报复正义，报复正义坚守的是有罪必罚，强调国家权力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擅断，排斥当事人个人意志对国家权力的干扰和影响，突出在宏观上对犯罪行为所破坏社会关系的保护，较少注意到在个案上的价值平衡，现行刑事法律中没有将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情况作为法定情节，而只是作为酌定情节，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报复正义的理论内涵。恢复正义理论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旨在重塑一个和谐社会，体现了“个人解决冲突”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平衡，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刑罚不再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强调在实现正义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正义的评价标准不是有罪必罚，而是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及时修复。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彰显了刑事法律的正义、自由、秩序、效率价值。
（一）公平正义价值。刑事和解制度坚持的是以人为本，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同时兼顾到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对加害人处以刑罚，带给被害人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得到有效及时的弥补，对被害人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也充分体现出刑事法律的公平性。在我国传统刑事法律理论和实践中，被害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不能取得与加害人同等的诉讼地位，忽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不利于被害人人权的保障。刑事和解以加害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加害人其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精神、经济损失后果，了解加害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将刑事法律关系由“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三元结构模式”，赋予被害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提高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一定的实体权利，从而及时安抚其因犯罪行为及“冷漠司法”而受到的精神创伤，平息其报复犯罪心理，弥补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从而充分实现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机能。[1]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使被害人尽快获得经济赔偿和精神抚慰，避免加害人从与被害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出发，而宁愿选择接受刑事处罚拒绝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加害人虽然因犯罪行为受到了刑事处罚，但被害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造成一种事实上的不公平，有违现代司法制度所强调的“建立或者强化将被害人的恢复作为首要考虑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并且也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矛盾状态；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对加害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再社会化。刑事和解制度充分体现了对加害人从轻处罚的司法原则，使加害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得以有效平衡，避免使加害人承担更重的有失公允的法律责任，尽量减小长期的诉讼过程、刑事处罚所带给加害人的心理压力。在刑事和解过程中，通过对加害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帮助，能促使其对自身的行为后果真诚地悔过。刑事和解一般采取非刑罚化处理方式，使加害人不再承担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因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追诉程序，对加害人可以避免造成“标签”式的影响，打消其自暴自弃心理，帮助其恢复自信顺利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之中。
（二）自由价值。刑事和解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之间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民事和解协议强调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自由表示，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对案件所做出的处理决定，表明国家权力对私权力的尊重与妥协。
（三）效率与诉讼经济价值。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使犯罪行为及时得到惩处，尽快修复因犯罪行为而受到侵害的社会关系，培养公民的诚信道德意识；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减少讼累，提高诉讼效率。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合法、有效地处理大量轻微刑事案件，对案件在诉讼程序上起到了繁简分流作用，使司法机关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人、财、物等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3、刑事和解制度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要求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正是为了加强和谐社会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注重效果要求的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公平正义和诉讼效率的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区别对待要求的是认真分析每一个具体的犯罪现象，区别犯罪的性质、犯罪的轻重、犯罪侵害的法益、犯罪的情节、手段、犯罪组织形式、悔罪态度，权衡利弊，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不是法内施恩，严不是法外无度，做到宽严有据、宽严有度、宽严合法、宽严合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严打”方针和刑事和解制度成为这一原则的有效载体。如果说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体现的是“严”的一面，对危害国家安全、恐怖主义、累犯、重大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予以坚决打击，那么刑事和解制度所采取的非刑罚化措施、对加害人的不予追诉、从轻处理则体现的是从宽的一面。刑事追诉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些犯罪，如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初犯、偶犯等，予以追诉并处以刑罚并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导致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使被追诉者被贴上犯罪标签而难以回归社会，各地实行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对于预防犯罪有着积极意义。刑事和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2]
二、关于刑事和解的主体和刑事和解定义
关于刑事和解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和调停人；（二）是认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不包括相应的司法机关；（三）是认为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包括追诉机关（自诉人），被害人并非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主要理由是：犯罪不仅侵害了个人法益，现代意义上的刑事纠纷本质上是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纠纷。在公诉程序中，追诉机关拥有决定诉讼进程的权力，而被害人无权启动或终止诉讼，因此，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发生在追诉机关和被诉人之间，被害人无权与加害人“私了”本属于公诉范围的刑事纠纷。
要明确刑事和解的主体，首先要准确界定刑事和解的概念。对于刑事和解的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但这一定义不能简单地移植到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与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理论存在诸多相悖之处。在我国刑事法律理论中，认为追诉犯罪和对被告人处以刑罚是一项国家权力，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上述定义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直接赋予了当事人解决刑事纠纷的权力，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定义完全适用于自诉案件，但也是不能成立的，在自诉案件中，毫无疑问自诉人具有提起刑事诉讼的绝对权力，但其并不具有终止诉讼或对加害人判处刑罚的权力，因为自诉案件在进入诉讼程序自诉人与被告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自诉人没有提出撤诉申请的，审判机关仍需要依法律职权结合和解协议的内容做出判决；自诉人提出撤诉的，也只是一项申请权，而不是决定权，人民法院要审查撤诉理由，认为确属自愿的，准许撤诉，认为自诉人系被强迫、威吓等，不准许撤诉。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事和解协议，是就民事赔偿的形式、数额等达成的合意，是实行刑事和解的前置程序，不可否认，该民事和解协议中包含有一定刑事内容，即加害人与被害人对司法机关将做出的终止诉讼程序或对加害人从轻处理不行使相应的上诉权和申诉权，最终能否实行刑事和解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意即刑事和解程序包含两个法律程序，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是前置程序，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决定程序，由此我们可以在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基础的构架内，推导出符合我国刑事法律特点的刑事和解的定义：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在案件侦查终结后的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后，也就是在达成相应的民事和解协议后，对司法机关即将在刑事方面做出的处理决定放弃相应的上诉权和申诉权，司法机关在确认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后，对加害人不予追诉或从轻处理的刑事司法制度。主体意味着在某个事件或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和机关，从刑事和解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三者之中有一方不同意，就难以实行刑事和解，缺一不可，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适格的当然主体。认为司法机关不是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削弱了国家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专属权力，认为被害人不是刑事和解的主体，是降低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不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与要普遍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的国际趋势不符。需要指出的是，实行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有具体明确的被害人，实行刑事和解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应包括单位犯罪中的加害单位和被害单位。
三、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案件范围问题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在理论界和实践中争议较大，有人主张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适用；有人主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人主张仅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人主张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适用。上述几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应在侦查终结后的诉讼程序中适用，理由是如果在案件侦查终结前适用刑事和解，可能由于当事人的相互妥协，特别是被害人出于获得经济赔偿考虑，不愿说出事实真象，使侦查机关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也可能导致侦查机关怠于实施侦查行为，按照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做出撤案决定，使一些重大刑事案件降格为轻微刑事案件，这明显违背刑事和解所要求的案件事实清楚。如果仅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只是强调了刑事和解对加害人不予追诉的功能，忽视了刑事和解对加害人还可能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内在含义。
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主流的观点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成年犯罪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还有就是罪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笔者以为，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属于敌我矛盾的犯罪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案件都可适用刑事和解，这样才能激发出刑事和解制度大面积化解社会矛盾的功效，更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四、关于刑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的区别
辩诉交易是一种诉外活动，由控辩双方磋商和谈判，与刑事和解的主体不同；在辩诉交易中，控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决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节省诉讼时间和降低诉讼成本，但刑事和解中要求加害人无条件供认全部犯罪事实；辩诉交易可适用于所有的疑难复杂案件，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界限；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在价值取向和功能上不同，当然辩诉交易制度也蕴含了一定的法律价值：有利于及时地打击犯罪，对被告人认罪给予肯定评价，达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五、关于刑事和解是否需要调停人的问题
有学者主张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是一种契约，属于私法调整的范围，要绝对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思表达，不需要其他机关、人员的介入；还有的主张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笔者主张应由将做出刑事和解决定的司法机关来充当调停人，因为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含有特殊的内容，不能以简单的平等主体间的契约来看待，加害人与被害人要对司法机关即将做出的某种刑事处理决定放弃相应的上诉权、申诉权，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同时在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司法机关有义务向加害人与被害人说明在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可能的刑事处理决定，而这些工作显然是其他机关、人员所难以做到的。
六、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构建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存在一些符合和谐政治哲学观要求的具体制度设计，例如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微罪不诉制度，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自诉和解制度等，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仍然需要加强制度创新，在构建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上，一是要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对要做出撤案、不起诉、暂缓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应严格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刑事案件，具体包括过失犯、初犯、偶犯，亲属、邻里、朋友、同事、同学关系中的伤害以及数额不大的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在于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对此可以适当放宽和解条件。二是要明确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事人在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协议并明示放弃相应的上诉、申诉权利，是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三是要赋予当事人刑事和解的申请权和司法机关的决定权。四是要明确不同诉讼阶段的刑事和解方式。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可以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做出不起诉、暂缓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法院可以通过简易程序审判，并减轻对被告人的刑罚处罚或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在执行阶段，可以对被判刑人减刑或予以假释等。五是要增设暂缓起诉制度。有些案件当事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后，履行协议需要一定的时间，客观上要求在“起诉”与“不起诉”之间采取一种缓冲措施，即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应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的暂缓期间，视加害人在暂缓期间的悔罪表现、履行义务情况，而做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六是修改相对不起诉的法定条件并要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运用。建议将相对不起诉范围扩大到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刑事案件，以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事和解制度。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出于对自由裁量权的敏感性，往往是慎之又慎，许多地方采取了人为限制适用比例的做法，导致相对不起诉率过低的现象，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在和谐哲学观指导下，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大量适用相对不起诉，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七是建立刑事和解诚意调查制度和经济赔偿转移支付制度、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人担心，是否会因为加害人经济实力的差异，出现“花钱买刑”、同责不同罚的问题，以致于侵犯到罪刑相适应原则，特别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现象：当事人都有进行刑事和解的意向，但因为加害人经济能力有限，客观上难以对被害人予以经济赔偿，导致无法进行刑事和解。对这种现象，笔者建议，应对加害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之间的刑事和解诚意实行调查制度，如果加害人属经济暂时困难，短期内无法支付较大数额的赔偿金，但有劳动能力保障其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应启动经济赔偿转移支付制度，由国家指定的金融机构代加害人支付赔偿金，使被害人尽快获得赔偿，在指定的金融机构和加害人之间形成债务关系；如果加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并没有经济来源，应实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确保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实施。八是要进一步完善非刑罚化的各种措施。刑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非刑罚化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期在充分实现被害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加害人回归社会的实际需要，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亟待建立和完善的措施有：社区矫正、社区服务、管束制度等。特别是管束制度，对刑事和解后的加害人，司法机关不能放任自流，而要与社区、学校、单位等紧密配合对其实施跟踪帮教，准确把握其工作、学习、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矫正其违法行为和一些恶习，强化其法律意识，打消自暴自弃心理，增强自信心，促其改过自新。九是要完善对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救济手段。对当事人因受胁迫、欺诈、诱骗等非法方式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要建立相应的法律程序，以纠正错误的实体处理决定。十是要规定刑事和解的例外情形。对于累犯、因同类犯罪曾进行过刑事和解的加害人，不得运用刑事和解，以避免刑事和解无节制的滥用，导致对轻微刑事犯罪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50 号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已经2005年11月16日国务院第11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迅速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情，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重大动物疫情，是指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发病率或者死亡率高的动物疫病突然发生，迅速传播，给养殖业生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危害，以及可能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危害的情形，包括特别重大动物疫情。
第三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应当坚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方针，及时发现，快速反应，严格处理，减少损失。
第四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逐级建立责任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重大动物疫情的监测、调查、控制、扑灭等应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工作。
第五条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应当及时收集境外重大动物疫情信息，加强进出境动物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工作，防止动物疫病传入和传出。兽医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通报国内重大动物疫情。
第六条 国家鼓励、支持开展重大动物疫情监测、预防、应急处理等有关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参加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的人员给予适当补助，对作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对不履行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职责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控告。
第二章 应急准备
第九条 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全国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报国务院批准，并按照不同动物疫病病种及其流行特点和危害程度，分别制定实施方案，报国务院备案。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备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不同动物疫病病种及其流行特点和危害程度，分别制定实施方案。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及其实施方案应当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和实施情况，及时修改、完善。
第十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应急指挥部的职责、组成以及成员单位的分工；
（二）重大动物疫情的监测、信息收集、报告和通报；
（三）动物疫病的确认、重大动物疫情的分级和相应的应急处理工作方案；
（四）重大动物疫情疫源的追踪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五）预防、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情所需资金的来源、物资和技术的储备与调度；
（六）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设施和专业队伍建设。
第十一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要求，确保应急处理所需的疫苗、药品、设施设备和防护用品等物资的储备。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重大动物疫情监测网络和预防控制体系，加强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和乡镇动物防疫组织建设，并保证其正常运行，提高对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处理能力。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需要，可以成立应急预备队，在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的指挥下，具体承担疫情的控制和扑灭任务。
应急预备队由当地兽医行政管理人员、动物防疫工作人员、有关专家、执业兽医等组成；必要时，可以组织动员社会上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参加。公安机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依法协助其执行任务。
应急预备队应当定期进行技术培训和应急演练。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知识和重大动物疫病科普知识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的重大动物疫情防范意识。
第三章 监测、报告和公布
第十五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重大动物疫情的监测，饲养、经营动物和生产、经营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和阻碍。
第十六条 从事动物隔离、疫情监测、疫病研究与诊疗、检验检疫以及动物饲养、屠宰加工、运输、经营等活动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第十七条 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核实。初步认为属于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在2小时内将情况逐级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并同时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卫生主管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报本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4小时内向国务院报告。
第十八条 重大动物疫情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疫情发生的时间、地点；
（二）染疫、疑似染疫动物种类和数量、同群动物数量、免疫情况、死亡数量、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情况；
（三）流行病学和疫源追踪情况；
（四）已采取的控制措施；
（五）疫情报告的单位、负责人、报告人及联系方式。
第十九条 重大动物疫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必要时，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认定。
第二十条 重大动物疫情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及时准确公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布重大动物疫情。
第二十一条 重大动物疫病应当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采集病料，未经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批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采集病料。
从事重大动物疫病病原分离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生物安全管理规定，防止病原扩散。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通报重大动物疫情的发生和处理情况。
第二十三条 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可能感染人群时，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疫区内易受感染的人群进行监测，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卫生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相互通报情况。
第二十四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重大动物疫情不得瞒报、谎报、迟报，不得授意他人瞒报、谎报、迟报，不得阻碍他人报告。
第二十五条 在重大动物疫情报告期间，有关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立即采取临时隔离控制措施；必要时，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作出封锁决定并采取扑杀、销毁等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
第四章 应急处理
第二十六条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国务院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
第二十七条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调查疫源，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启动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系统、应急预案和对疫区实行封锁的建议，有关人民政府应当立即作出决定。
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的范围应当按照不同动物疫病病种及其流行特点和危害程度划定，具体划定标准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八条 国家对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实行分级管理，按照应急预案确定的疫情等级，由有关人民政府采取相应的应急控制措施。
第二十九条 对疫点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扑杀并销毁染疫动物和易感染的动物及其产品；
（二）对病死的动物、动物排泄物、被污染饲料、垫料、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
（三）对被污染的物品、用具、动物圈舍、场地进行严格消毒。
第三十条 对疫区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在疫区周围设置警示标志，在出入疫区的交通路口设置临时动物检疫消毒站，对出入的人员和车辆进行消毒；
（二）扑杀并销毁染疫和疑似染疫动物及其同群动物，销毁染疫和疑似染疫的动物产品，对其他易感染的动物实行圈养或者在指定地点放养，役用动物限制在疫区内使役；
（三）对易感染的动物进行监测，并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实施紧急免疫接种，必要时对易感染的动物进行扑杀；
（四）关闭动物及动物产品交易市场，禁止动物进出疫区和动物产品运出疫区；
（五）对动物圈舍、动物排泄物、垫料、污水和其他可能受污染的物品、场地，进行消毒或者无害化处理。
第三十一条 对受威胁区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易感染的动物进行监测；
（二）对易感染的动物根据需要实施紧急免疫接种。
第三十二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中设置临时动物检疫消毒站以及采取隔离、扑杀、销毁、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控制、扑灭措施的，由有关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决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拒不服从的，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
第三十三条 国家对疫区、受威胁区内易感染的动物免费实施紧急免疫接种；对因采取扑杀、销毁等措施给当事人造成的已经证实的损失，给予合理补偿。紧急免疫接种和补偿所需费用，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
第三十四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根据应急处理需要，有权紧急调集人员、物资、运输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单位和个人的物资、运输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被征集使用的，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归还并给予合理补偿。
第三十五条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提出疫点、疫区、受威胁区的处理方案，加强疫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源追踪工作，对染疫和疑似染疫动物及其同群动物和其他易感染动物的扑杀、销毁进行技术指导，并组织实施检验检疫、消毒、无害化处理和紧急免疫接种。
第三十六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所需的物资紧急调度和运输、应急经费安排、疫区群众救济、人的疫病防治、肉食品供应、动物及其产品市场监管、出入境检验检疫和社会治安维护等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支持配合驻地人民政府做好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工作。
第三十七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中，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力量，向村民、居民宣传动物疫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协助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报告和各项应急处理措施的落实工作。
第三十八条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地的人民政府和毗邻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通力合作，相互配合，做好重大动物疫情的控制、扑灭工作。
第三十九条 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参加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卫生防护和技术指导等措施。
第四十条 自疫区内最后一头（只）发病动物及其同群动物处理完毕起，经过一个潜伏期以上的监测，未出现新的病例的，彻底消毒后，经上一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验收合格，由原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府宣布解除封锁，撤销疫区；由原批准机关撤销在该疫区设立的临时动物检疫消毒站。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重大动物疫情确认、疫区封锁、扑杀及其补偿、消毒、无害化处理、疫源追踪、疫情监测以及应急物资储备等应急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兽医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立即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疫情报告职责，瞒报、谎报、迟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谎报、迟报，阻碍他人报告重大动物疫情的；
（二）在重大动物疫情报告期间，不采取临时隔离控制措施，导致动物疫情扩散的；
（三）不及时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不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应急处理建议，或者不按照规定对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采取预防、控制、扑灭措施的；
（四）不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启动应急指挥系统、应急预案和对疫区的封锁建议的；
（五）对动物扑杀、销毁不进行技术指导或者指导不力，或者不组织实施检验检疫、消毒、无害化处理和紧急免疫接种的；
（六）其他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导致动物疫病传播、流行，或者对养殖业生产安全和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不履行应急处理职责，不执行对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采取的措施，或者对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疫情调查不予配合或者阻碍、拒绝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立即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阻碍报告重大动物疫情，不履行应急处理职责，不按照规定对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采取预防、控制、扑灭措施，或者对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疫情调查不予配合或者阻碍、拒绝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立即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政府主要领导人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截留、挪用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经费，或者侵占、挪用应急储备物资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阻碍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进行重大动物疫情监测，或者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不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采集重大动物疫病病料，或者在重大动物疫病病原分离时不遵守国家有关生物安全管理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期间，哄抬物价、欺骗消费者，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的，由价格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