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公司登记机关是否应对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承担审查责任问题的答复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2 23:49:24 浏览: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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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公司登记机关是否应对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承担审查责任问题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公司登记机关是否应对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承担审查责任问题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你局《关于公司注册登记机关是否应对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承担审查责任的请示》（内工商函字〔2000〕191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具有法律效力。依据《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规定》（1995年12月18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44号）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验资证明（包括验资报告及附件）由合法验资机构出具，该验资证明
是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或者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依法要求提交的反映公司出资情况的法律文件，其“附件”是“验资报告”的附件。因验资证明内容不真实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应由其验资机构承担。
200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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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夫妻一方出售房屋的效力认定
(关于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二条居住权的修改意见)
王礼仁
201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该解释第十二条规定：
登记于一方名下的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将该房屋出售，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
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所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的，离婚时另一方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一、第十二条所涉及的焦点——一方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是否适用善意取得
该解释第十二条对于一方出售房屋的效力问题，争议较大的主要是：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居的房屋是否善意取得问题。现在又不少人（包括高层立法机关）提出反对意见。我认为，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居的房屋，不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是正确的。而且包括一方个人所有的房屋，如果是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居的，亦不适用用善意取得。
二、一方出售用于共同居住房屋的司法现状
物权法颁布后，我曾对婚姻法如何适用物权法问题，作过专门调研，其中包括一方出售用于共同居住房屋的效力问题在内 。
从这次调研的情况看，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认定为有效。特别是一方出售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居住的个人房屋，普遍认为有效。其理由是：个人的财产个人有权处理，不需要他人同意。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看，这种理解和处理，并无不当。但从亲属法（婚姻法）的角度来看，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处分“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或“共同生活”的其他财产，则侵害了另一方的权利。这在许多国家是明文禁止的，即夫妻一方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或“共同生活”的其他财产，属于绝对无效，第三人没有抗辩权。
我国对这方面尚无法律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涉及居住权的案例，王女士和李先生于2000年8月登记结婚，婚后一直居住在李先生父亲名下的一处单元房内。2004年9月，李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与王女士的婚姻关系。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并判令原居住房屋由双方各居住一间。然而在判决生效前，李父已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从而导致判决无法履行。法院遂启动再审程序。再审时，一审法院判决双方住房均自行解决，李先生给付王女士经济帮助6万元。李先生对此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又撤销了给付经济帮助的判决。王女士不服，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于是她以李父侵犯了自己的居住权为由将其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李父一次性支付住房经济补偿费6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女士和李先生对结婚后共同居住的房屋均享有居住权，李父在离婚判决尚未生效时即将房屋出卖，其行为存在过错，并造成王女士无房居住，故侵犯了王女士的居住权。虽然李父对诉争房屋享有处分权，但这不能对抗王女士居住权丧失的事实，因此判决李父给付王女士住房补偿费6万元。
这个案例的处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事人的权利，但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其处理并不完美。
三、应当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向第三人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无效
物权法草案四次审议稿第十五章对“居住权”作了规定。但正式通过的物权法没有规定居住权，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康生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汇报物权法草案的修改情况时表示，对物权法要不要规定居住权，一直有争论。胡康生表示，法律委研究认为，居住权的适用面很窄，基于家庭关系的居住问题适用婚姻法有关抚养、赡养等规定，基于租赁关系的居住问题适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这些情形都不适用草案关于居住权的规定。而且，居住权大多发生在亲属朋友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可以通过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救济渠道加以解决。因此，法律委建议将草案第十五章删去。 这就是无权法之所以没有规定居住权的原因。
居住权是因家庭关系、婚姻关系而产生的赡养、扶养和抚养的需求设定的权利，表现为居住权人因居住的目的对他人所有的房屋的使用权。因而，居住权主要存在于婚姻家庭领域。在物权法中不设立居住权，有其合理性。但在国外，不少国家民法典亲属法中，都有关于居住权或财产用益权的规定。居住权理论上又称之为“人役权”，所谓人役权，是为了特定人的利益而利用他人所有之物的权利，即以他人之物供自己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在德国、瑞士、法国民法典以英国、美国部分州都有这种类似法律规定。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3款：“夫妻各方，未经他方同意，不得擅自处分家庭住宅据以得到保护的权利，也不得处分住宅内配备的家具。对处分行为未予同意的一方配偶，得请求撤销处分。请求撤销处分行为的诉权，得在知道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第1款处分全部财产和依据第1369条第1款处分家庭用具行为的效力是：（1）依据联邦法院的判例，“依1365条第1款的规定，需要征得对方同意的处分行为，排斥善意取得制度或公信制度的适用”， 依据1369条第1款的规定，需要征得对方同意的行为“排斥第932条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其理由是“第1365条和第1369条属于绝对性的让与禁止规定，不能援用第135条第2款的规定”
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一方出售房屋侵害他人居住权的案例，对此应当引起重视。我们建议，应当尽快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向第三人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无论是共有或一方自己所有），都应当认定无效。而且是绝对无效，不存在善意区的问题。其具体理由是：
1、对于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向第三人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共有房屋自有房屋，如果承认善意取得，则可能造成部分人丧失居住权，丧失基本的生存条件。
2、对于用于共同居住的一方所有房屋，如果承认所有权人有任意处分权，承认其出卖有效，将会使物权法用益物权在婚姻法不能得到贯彻。
3、对于用于共同居住的一方所有房屋，如果承认所有权人有任意处分权，所有权人将会逃避法律责任。对于离婚时需要以住房帮助的，则会在离婚之前将房屋出售他人。从而使离婚房屋帮助不能实现。
因而，为了保护夫妻一方的居住权，应当对一方擅自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加以特别保护和限制。一是对用于共同居住的一方所有的房屋，限制其处分；二是设立绝对无效制度，即对于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不论是共有，还是一方所有，都绝对无效，不适用善意取得。
那么，是直接规定居住权，还是通过间接规定保护居住权，值得研究。
由于物权法没有规定居住权，目前要重新规定居住权，要复杂一些，难度稍大一些。如果要规定居住权，通过修改物权法来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则要待修改婚姻法时，在婚姻法中进行规定，其时日旷久。为了简捷易行，目前可以采取间接规定的办法。一是在对物权交易效力的解释时，直接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无效。二是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了用益物权（ 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在对用益物权解释时，直接明确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或其他财产无效。
目前的司法解释采取了第一种办法，但还不够完善，应当坚持和完善。
民事公益诉讼浅析
尹振国
【摘 要】 传统的民事诉讼将原告资格限制在起诉人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当违法行为危害或者将要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公民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维护社会公益。本文在考察西方国家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和现状之基础上，探讨了这一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并对我国建构该制度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初步建议。
【关键词】 民事诉讼 公益诉讼 公共利益
1997年4月，中国公民王英的丈夫酗酒而死，年仅41岁，王英一纸诉状把酒厂告上法庭，要求被告酒厂赔偿精神损失费60万元，并在酒瓶上加注“饮酒过量会导致中毒死亡”的标记，该案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再审，王英均败诉。诉讼期间，酒厂多次表示愿意给王英以经济援助，但拒绝在酒瓶上加注警示标志。王英认为，自己之所以费劲打官司，并要求被告在酒瓶加注警示标志是为了广大的活着的消费者的利益。
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有些带有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法院在作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中，常常会有这样的表述：该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或者该案的原告并非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相对人。由于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没有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因此，法院作出的裁判是无可厚非的。
由于我国缺失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虽然有代表人诉讼或者受害者个体诉讼这两种方式予以救济，但这两种方式都存在缺陷，不能对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充分的救济。社会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主要存在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遏制不正当竞争、国有资产管理等领域。由于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使得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屡禁不止。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涵义及其特征
1、民事公益诉讼的涵义
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法学家把为保护私人权益的诉讼成为私益诉讼；而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称为公益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之外，凡是民众可提起。[1]现代公益诉讼起源于美国，美国的《反欺诈政府法》规定任何公民个人或者公司在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控告违约的一方，并且在胜诉后分享一部分的罚金，《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对于违反托拉斯法令的公司司法部门、联邦政府、团体乃至个人都可以提出诉讼，后来的《克莱顿法》对《反托拉斯法》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诉权的主体。在环境保护法中，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者或者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境局提起诉讼，要求违法者赔偿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损失。[2]
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当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危险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相法院提起民是诉讼，要求法院通过审判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
2、关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与“个人利益”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社会公众的需要，是社会成员利益的结合体。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涉及到相关概念除“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等类似概念，这些概念的含义基本相同。有关公共利益的规定如《宪法》第10条。《行政处罚法》规定其立法目的之一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著作权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有关社会利益的规定，如《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它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的：《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52条也同样规定了订立合同应遵循“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立法法》第10条用“国家整体利益“来表述这一概念。公共利益是公益诉讼保护的客体，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之危险时，通过公益诉讼来救济和保护。
3、民事公益诉讼的特征
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而言，民事公益诉讼有如下的特征：
（1）公益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私益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建立公益民事诉讼可以使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得到保护。
（2）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一般与民事诉讼标的无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包括特定的国家机关）。
（3）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危险的社会公共利益。
二、 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依据
1、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按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管理社会事务。”这体现了主权在民原则。一方面，人民以法定程序把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另一方面，为了人民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也保留了人民直接岑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危险时，人民有权依法通过公益诉讼来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公民行使公益诉讼的权利，是人民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它是宪法原则在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个人利益从根本上来说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时一致的。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也必然最终侵害到公民的个人利益。
2、民法依据 《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的经济秩序。第55条第3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不得违反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的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的经济秩序，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尽管实体法对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了明确具体的，但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权益由谁去维护，如何维护？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程序法的空白使实体法律无法适用。“无救济即无权利权利”，社会生活中社会公共利益不断地受到侵害而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
3、诉讼法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目前我国法律在民事公益诉讼方面最直接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第2条对民事诉讼人的规定和第54条关于诉讼代表人制度的规定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事公益诉讼的精神。诉讼代表人制度则是现行法律规定中较明确公害事件的司法救济的主要形式。
三、民事公益诉讼提起的主要障碍
如何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要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从目前来看，存在如下困难：
1、法律上的障碍
当事人享有诉权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主体方面的要件，即有权请求诉讼救济的主体，即当事人适格问题；二是客观方面的要件，即就特定的民事纠纷有适用诉讼救济的必要，即具有诉之利益。按照传统的诉讼理论，当事人适格必须在具体的案件中享有，诉权的当事人必须在具体的案件中享有。诉权的当事人必须是与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因为这一规定，维护公共利益的人因与本案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而求告无门。在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中，虽然赋予了公民的公民民主监督的权利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力。但是，大都比较抽象，没有具体配套的制度，导致权利无法落实。
再就举证责任而言，“谁主张。谁举证”，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原告往往处于弱者地位，难以举证。
2、经济上的障碍
民事诉讼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诉讼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缴纳其他诉讼费用。现实中，侵害国有资产和环境污染破坏自然环境的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往往十分巨大，提起民事诉讼必须缴纳高额的诉讼费用，一旦败诉，个人就要承担巨额的诉讼费用。再者，侵害公共利益的被告往往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远远胜与原告，原告受不了诉讼延迟的折磨，民事公益诉讼会变成异常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这使得原告望而却步。
3、文化上的障碍
传统文化上，我国是一个义务本位的社会，民众的公众意识薄弱，对自己周围的公共权益的关注甚少。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污上双”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儒家的“和为贵”处世哲学的影响，老百姓大都不愿意打官司。
四、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构想
如何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既涉及到理论问题，由涉及到技术造作的问题，针对大量的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迫切需要修改现行民事诉讼法，尽快消除公益诉讼的障碍。
1、诉权理论之发展
“有权利必有救济”，提起诉讼的前提拥有起诉权。关于诉权理论，学者有多种看法。通说认为，诉权是因民事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公民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民事权益的权利。一般情况下，诉权主体界定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即诉讼标的争议的主体。那么，就必然导致大量的民事权利得不到司法救济，民事纠纷也得不到及时地解决。但是，我们认为，诉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民权，民众将权力委托给国家行使，公民之间纠纷可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加以解决，公民也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2、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和受案范围的扩大
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范围超出了传统的直接受到公益违法行为侵害的个人，相关社会团体和人民检察院。相应地应该扩大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3、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
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公诉是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之一。
（1）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受理的案件，法院未受理的，可由检察机关行使公益公诉权。
（2）在法院对公民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出书面裁定的，当事人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上诉，检察机关也可以提出抗诉。
(关于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二条居住权的修改意见)
王礼仁
201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该解释第十二条规定：
登记于一方名下的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将该房屋出售，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
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所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的，离婚时另一方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一、第十二条所涉及的焦点——一方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是否适用善意取得
该解释第十二条对于一方出售房屋的效力问题，争议较大的主要是：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居的房屋是否善意取得问题。现在又不少人（包括高层立法机关）提出反对意见。我认为，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居的房屋，不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是正确的。而且包括一方个人所有的房屋，如果是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居的，亦不适用用善意取得。
二、一方出售用于共同居住房屋的司法现状
物权法颁布后，我曾对婚姻法如何适用物权法问题，作过专门调研，其中包括一方出售用于共同居住房屋的效力问题在内 。
从这次调研的情况看，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认定为有效。特别是一方出售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居住的个人房屋，普遍认为有效。其理由是：个人的财产个人有权处理，不需要他人同意。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看，这种理解和处理，并无不当。但从亲属法（婚姻法）的角度来看，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处分“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或“共同生活”的其他财产，则侵害了另一方的权利。这在许多国家是明文禁止的，即夫妻一方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或“共同生活”的其他财产，属于绝对无效，第三人没有抗辩权。
我国对这方面尚无法律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涉及居住权的案例，王女士和李先生于2000年8月登记结婚，婚后一直居住在李先生父亲名下的一处单元房内。2004年9月，李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与王女士的婚姻关系。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并判令原居住房屋由双方各居住一间。然而在判决生效前，李父已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从而导致判决无法履行。法院遂启动再审程序。再审时，一审法院判决双方住房均自行解决，李先生给付王女士经济帮助6万元。李先生对此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又撤销了给付经济帮助的判决。王女士不服，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于是她以李父侵犯了自己的居住权为由将其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李父一次性支付住房经济补偿费6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女士和李先生对结婚后共同居住的房屋均享有居住权，李父在离婚判决尚未生效时即将房屋出卖，其行为存在过错，并造成王女士无房居住，故侵犯了王女士的居住权。虽然李父对诉争房屋享有处分权，但这不能对抗王女士居住权丧失的事实，因此判决李父给付王女士住房补偿费6万元。
这个案例的处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事人的权利，但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其处理并不完美。
三、应当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向第三人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无效
物权法草案四次审议稿第十五章对“居住权”作了规定。但正式通过的物权法没有规定居住权，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康生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汇报物权法草案的修改情况时表示，对物权法要不要规定居住权，一直有争论。胡康生表示，法律委研究认为，居住权的适用面很窄，基于家庭关系的居住问题适用婚姻法有关抚养、赡养等规定，基于租赁关系的居住问题适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这些情形都不适用草案关于居住权的规定。而且，居住权大多发生在亲属朋友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可以通过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救济渠道加以解决。因此，法律委建议将草案第十五章删去。 这就是无权法之所以没有规定居住权的原因。
居住权是因家庭关系、婚姻关系而产生的赡养、扶养和抚养的需求设定的权利，表现为居住权人因居住的目的对他人所有的房屋的使用权。因而，居住权主要存在于婚姻家庭领域。在物权法中不设立居住权，有其合理性。但在国外，不少国家民法典亲属法中，都有关于居住权或财产用益权的规定。居住权理论上又称之为“人役权”，所谓人役权，是为了特定人的利益而利用他人所有之物的权利，即以他人之物供自己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在德国、瑞士、法国民法典以英国、美国部分州都有这种类似法律规定。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3款：“夫妻各方，未经他方同意，不得擅自处分家庭住宅据以得到保护的权利，也不得处分住宅内配备的家具。对处分行为未予同意的一方配偶，得请求撤销处分。请求撤销处分行为的诉权，得在知道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第1款处分全部财产和依据第1369条第1款处分家庭用具行为的效力是：（1）依据联邦法院的判例，“依1365条第1款的规定，需要征得对方同意的处分行为，排斥善意取得制度或公信制度的适用”， 依据1369条第1款的规定，需要征得对方同意的行为“排斥第932条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其理由是“第1365条和第1369条属于绝对性的让与禁止规定，不能援用第135条第2款的规定”
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一方出售房屋侵害他人居住权的案例，对此应当引起重视。我们建议，应当尽快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向第三人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无论是共有或一方自己所有），都应当认定无效。而且是绝对无效，不存在善意区的问题。其具体理由是：
1、对于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向第三人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共有房屋自有房屋，如果承认善意取得，则可能造成部分人丧失居住权，丧失基本的生存条件。
2、对于用于共同居住的一方所有房屋，如果承认所有权人有任意处分权，承认其出卖有效，将会使物权法用益物权在婚姻法不能得到贯彻。
3、对于用于共同居住的一方所有房屋，如果承认所有权人有任意处分权，所有权人将会逃避法律责任。对于离婚时需要以住房帮助的，则会在离婚之前将房屋出售他人。从而使离婚房屋帮助不能实现。
因而，为了保护夫妻一方的居住权，应当对一方擅自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加以特别保护和限制。一是对用于共同居住的一方所有的房屋，限制其处分；二是设立绝对无效制度，即对于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不论是共有，还是一方所有，都绝对无效，不适用善意取得。
那么，是直接规定居住权，还是通过间接规定保护居住权，值得研究。
由于物权法没有规定居住权，目前要重新规定居住权，要复杂一些，难度稍大一些。如果要规定居住权，通过修改物权法来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则要待修改婚姻法时，在婚姻法中进行规定，其时日旷久。为了简捷易行，目前可以采取间接规定的办法。一是在对物权交易效力的解释时，直接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无效。二是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了用益物权（ 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在对用益物权解释时，直接明确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出售用于共同居住的房屋或其他财产无效。
目前的司法解释采取了第一种办法，但还不够完善，应当坚持和完善。
民事公益诉讼浅析
尹振国
【摘 要】 传统的民事诉讼将原告资格限制在起诉人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当违法行为危害或者将要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公民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维护社会公益。本文在考察西方国家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和现状之基础上，探讨了这一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并对我国建构该制度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初步建议。
【关键词】 民事诉讼 公益诉讼 公共利益
1997年4月，中国公民王英的丈夫酗酒而死，年仅41岁，王英一纸诉状把酒厂告上法庭，要求被告酒厂赔偿精神损失费60万元，并在酒瓶上加注“饮酒过量会导致中毒死亡”的标记，该案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再审，王英均败诉。诉讼期间，酒厂多次表示愿意给王英以经济援助，但拒绝在酒瓶上加注警示标志。王英认为，自己之所以费劲打官司，并要求被告在酒瓶加注警示标志是为了广大的活着的消费者的利益。
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有些带有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法院在作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中，常常会有这样的表述：该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或者该案的原告并非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相对人。由于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没有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因此，法院作出的裁判是无可厚非的。
由于我国缺失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虽然有代表人诉讼或者受害者个体诉讼这两种方式予以救济，但这两种方式都存在缺陷，不能对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充分的救济。社会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主要存在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遏制不正当竞争、国有资产管理等领域。由于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使得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屡禁不止。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涵义及其特征
1、民事公益诉讼的涵义
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法学家把为保护私人权益的诉讼成为私益诉讼；而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称为公益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之外，凡是民众可提起。[1]现代公益诉讼起源于美国，美国的《反欺诈政府法》规定任何公民个人或者公司在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控告违约的一方，并且在胜诉后分享一部分的罚金，《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对于违反托拉斯法令的公司司法部门、联邦政府、团体乃至个人都可以提出诉讼，后来的《克莱顿法》对《反托拉斯法》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诉权的主体。在环境保护法中，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者或者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境局提起诉讼，要求违法者赔偿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损失。[2]
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当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危险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相法院提起民是诉讼，要求法院通过审判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
2、关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与“个人利益”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社会公众的需要，是社会成员利益的结合体。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涉及到相关概念除“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等类似概念，这些概念的含义基本相同。有关公共利益的规定如《宪法》第10条。《行政处罚法》规定其立法目的之一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著作权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有关社会利益的规定，如《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它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的：《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52条也同样规定了订立合同应遵循“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立法法》第10条用“国家整体利益“来表述这一概念。公共利益是公益诉讼保护的客体，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之危险时，通过公益诉讼来救济和保护。
3、民事公益诉讼的特征
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而言，民事公益诉讼有如下的特征：
（1）公益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私益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建立公益民事诉讼可以使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得到保护。
（2）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一般与民事诉讼标的无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包括特定的国家机关）。
（3）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危险的社会公共利益。
二、 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依据
1、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按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管理社会事务。”这体现了主权在民原则。一方面，人民以法定程序把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另一方面，为了人民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也保留了人民直接岑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危险时，人民有权依法通过公益诉讼来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公民行使公益诉讼的权利，是人民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它是宪法原则在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个人利益从根本上来说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时一致的。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也必然最终侵害到公民的个人利益。
2、民法依据 《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的经济秩序。第55条第3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不得违反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的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的经济秩序，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尽管实体法对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了明确具体的，但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权益由谁去维护，如何维护？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程序法的空白使实体法律无法适用。“无救济即无权利权利”，社会生活中社会公共利益不断地受到侵害而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
3、诉讼法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目前我国法律在民事公益诉讼方面最直接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第2条对民事诉讼人的规定和第54条关于诉讼代表人制度的规定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事公益诉讼的精神。诉讼代表人制度则是现行法律规定中较明确公害事件的司法救济的主要形式。
三、民事公益诉讼提起的主要障碍
如何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要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从目前来看，存在如下困难：
1、法律上的障碍
当事人享有诉权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主体方面的要件，即有权请求诉讼救济的主体，即当事人适格问题；二是客观方面的要件，即就特定的民事纠纷有适用诉讼救济的必要，即具有诉之利益。按照传统的诉讼理论，当事人适格必须在具体的案件中享有，诉权的当事人必须在具体的案件中享有。诉权的当事人必须是与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因为这一规定，维护公共利益的人因与本案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而求告无门。在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中，虽然赋予了公民的公民民主监督的权利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力。但是，大都比较抽象，没有具体配套的制度，导致权利无法落实。
再就举证责任而言，“谁主张。谁举证”，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原告往往处于弱者地位，难以举证。
2、经济上的障碍
民事诉讼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诉讼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缴纳其他诉讼费用。现实中，侵害国有资产和环境污染破坏自然环境的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往往十分巨大，提起民事诉讼必须缴纳高额的诉讼费用，一旦败诉，个人就要承担巨额的诉讼费用。再者，侵害公共利益的被告往往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远远胜与原告，原告受不了诉讼延迟的折磨，民事公益诉讼会变成异常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这使得原告望而却步。
3、文化上的障碍
传统文化上，我国是一个义务本位的社会，民众的公众意识薄弱，对自己周围的公共权益的关注甚少。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污上双”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儒家的“和为贵”处世哲学的影响，老百姓大都不愿意打官司。
四、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构想
如何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既涉及到理论问题，由涉及到技术造作的问题，针对大量的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迫切需要修改现行民事诉讼法，尽快消除公益诉讼的障碍。
1、诉权理论之发展
“有权利必有救济”，提起诉讼的前提拥有起诉权。关于诉权理论，学者有多种看法。通说认为，诉权是因民事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公民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民事权益的权利。一般情况下，诉权主体界定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即诉讼标的争议的主体。那么，就必然导致大量的民事权利得不到司法救济，民事纠纷也得不到及时地解决。但是，我们认为，诉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民权，民众将权力委托给国家行使，公民之间纠纷可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加以解决，公民也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2、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和受案范围的扩大
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范围超出了传统的直接受到公益违法行为侵害的个人，相关社会团体和人民检察院。相应地应该扩大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3、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
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公诉是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之一。
（1）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受理的案件，法院未受理的，可由检察机关行使公益公诉权。
（2）在法院对公民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出书面裁定的，当事人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上诉，检察机关也可以提出抗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