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关于收容处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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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技术改造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山西省政府



第一条 为实施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产品结构的近期实施方案》，加快企业技术改造，保证技术改造资金有稳定的来源，加快资金周转，提高投资效益。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特设立山西省技术改造基金。
第二条 山西省技术改造基金由下列资金构成：
（一）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管理的协作煤资金：包括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的集资煤资金，及其每年收回的本息；一九八五年以来的协作煤收入，及其每年收回的本息；一九九一年后每年的协作煤资金。
（二）省财政厅管理的拨改贷资金：包括一九八五年以来拨入技术改造的拨改贷资金及其每年收回的本息；一九九一年后，每年拨入技术改造使用的拨改贷资金。
（三）省计划委员会管理的媒改贷资金：包括一九八六年以来拨入技术改造使用的煤改贷资金，及其每年收回的本息；一九九一年后，每年拔入技术改造使用的煤改贷资金。
（四）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专项技术改造资金。
第三条 技术改造基金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投资政策、生产力布局和中长期计划的要求，促进区域经济及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优势产品为龙头，工艺技术为基础，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依托；必须以调整产品结构、节能降耗，提高
产品质量、增加出口创汇、替代进口为重点；必须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适用的技术，不断提高产品竞争能力，加快企业技术进步的步伐。
第四条 对符合产业政策、产品结构调整、关系全省国计民生的项目，企业资金一时难以承受的，可视情况，经省技术改造领导组批准，给予减息或免息，但应严格控制。
第五条 技术改造基金实行统一管理，分户记帐的办法。
第六条 技术改造基金由省技术改造领导组统一管理、使用，技术改造领导组下设基金管理组，具体负责资金的管理、平衡、协调和贷款的回收等工作。
第七条 技术改造基金使用时，原属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管理的协作煤、集资煤资金，省计划委员会管理的煤改贷资金，省财政厅管理的拨改贷资金，应分别与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省计划委员会、省财政厅等部门会签后，由省经济委员会下达资金计划。
第八条 技术改造计划由省经济委员会编制，经省技术改造领导组审定后下达。省技术改造领导组的基金管理组，依据技术改造资金计划，分别通知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有关专业银行及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手续。
在办理贷款手续时，资金使用单位必须与基金管理部门、专业银行签订还贷协议。否则，银行不予贷款。各部门应协办配合，保证计划按期实施。
技术改造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随意调整，更不准挪用。
第九条 为用好用活技术改造基金，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率。在每年的利息收入中，可提取适当比例的资金，对回收贷款好及技术进步工作中成绩突出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对于项目完成得好，能够提前还贷的企业，实行返还部分利息或奖励的优惠政策；对于不能按时还贷或贷款逾期的企业，实行罚息。
第十条 各委托管理银行及金融机构，应分别按规定，向省技术改造领导组、省经济委员会报送基金分季、分月执行情况和年度预算、决算，并同时抄送省计划委员会、财政厅和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
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委托专业银行及金融机构，是指建设银行省分行、工商银行山西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山西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第十二条 各地、市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设立地、市技术改造基金。
第十三条 本办法的实施细则由省经济委员会制定。
本办法由省经济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试行。



1991年4月29日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 何家弘


（一）


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一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十多年过后，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那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有些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出版的法国黎明出版社编辑在来信中说，法国读者很喜欢小说中的“洪钧-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修订之后，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改为更符合创作本意的《无罪谋杀》。


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譬如中国，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譬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通过“无辜者行动”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至今已通过DNA检验，发现并纠正了约380起错案。


（二）


2011年4月7日至11日，我应邀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市参加了“2011年无辜者协作网研讨会——错判的国际探索”，并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刑事错案问题的主题发言。在研讨会上，来自墨西哥的代表罗伯托·赫尔南德兹放映了他执导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披露了墨西哥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该片名为《有罪推定》，其寓意发人深省。


2012年8月7日至8日，“预防刑事错案国际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主题是“完善司法制度，预防刑事错案”，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16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预防刑事错案，需要改良我国的诉讼制度，例如转变刑事庭审虚化的现状和改良陪审徒有虚名的制度，也需要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例如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司法人员还必须转变司法观念。


司法观念是指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并指导其行为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状态。就刑事错案的预防来说，司法观念的转变包括十个方面：（一）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二）从权力本位的司法观转向权利本位的司法观；（三）从长官至上的司法观转向法律至上的司法观；（四）从军事斗争的司法观转向文明公正的司法观；（五）从暗箱操作的司法观转向公开透明的司法观；（六）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七）从有罪推定的办案观转向无罪推定的办案观；（八）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九）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十）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


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结果，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起诉的起诉了，不该判刑的判了刑，总之，是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在案件中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面临两难的选择。放吧，可能放纵坏人；判吧，可能冤枉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案情总能水落石出，但是，受人力、物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换言之，有些案件就是无法查至水落石出。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司法观念。


（三）


我们的民族传统似乎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的观点亦有困难。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两相比较，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有错的话，那么这错误最好由个人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我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中；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一个真正的罪犯。2010年震惊中国的赵作海冤案和2013年颇受关注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都是很好的例证。另外，错判还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危害，那就是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乃至国家的信念！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因此，在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时，办案人员的选择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这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


于是，我在《无罪谋杀》的题记中写到：“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先被假定为无罪者,然后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如果公诉方不能用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就应判被告人无罪。简言之，疑罪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