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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

政府令第264号


　　《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已经2007年11月20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各级政府机关公开政府信息的活动。

　　本规定所称政府机关是指各级政府和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及其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县级以上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以及其他依法行使行政职能的组织。

　　本规定所称政府信息是指政府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制作、形成、获得或者掌握的以纸质、胶卷、磁带、磁盘以及其他各种载体反映的内容。

　　第三条 市政府办公厅是本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市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各区县政府办公室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辖区内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第四条 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政府机关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依法、及时、准确地公开各类政府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五条 政府机关提供政府信息，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不得收取费用。

　　第二章 主动公开

　　第六条 政府机关对符合下列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

　　（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

　　（三）反映本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

　　（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

　　第七条 政府机关应当依照本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

　　（一）管理规范和发展计划方面

　　1、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其他政策规定；

　　2、政府机关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事项；

　　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执行情况；

　　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

　　（二）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方面

　　1、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优抚救济、计划生育、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

　　2、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3、影响公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疫情、灾情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4、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

　　5、各级政府机关向社会承诺办理的事项及其完成情况；

　　6、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情况；

　　7、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

　　（三）公共资金使用和监督方面

　　1、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决算及其执行情况，重点项目财政资金安排情况；

　　2、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3、公共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的公开招标、中标及其建设情况。

　　（四）政府机构和人事方面

　　1、各级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责权限、工作分工、办公地点、通讯方式等；

　　2、政府领导组成人员及其分工情况；

　　3、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招考、录用以及公开选任干部的职位、条件、程序、结果等情况。
法律、法规对前款事项的公开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镇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

　　（一）贯彻落实农村工作政策的情况；

　　（二）财政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宅基地使用的审核情况；

　　（四）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

　　（五）债权债务、筹资筹劳情况；

　　（六）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发放情况；

　　（七）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

　　第九条 政府机关拟作出下列涉及公众重大利益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项时，在制定过程中，起草机关或者决定机关应当采用听证会、论证会或者在媒体公开征求意见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充分听取公众意见：

　　（一）本市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和规划计划；

　　（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大事项；

　　（三）教育、医疗以及供水、供电、供气、城市交通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收费价格的调整；

　　（四）环境保护和自然、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政策措施；

　　（五）其他依法应当通过听政会、论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公开征求意见的事项。

　　第十条 涉及下列内容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

　　（一）属于国家秘密的；

　　（二）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

　　（三）正处于调查、研究、处理过程之中或者管理状况不够稳定的，但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在政府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公开可能影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公开的其他情形。

　　本条第（二）项所列的政府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受免予公开的限制：

　　（一）权利人或者相关当事人同意公开的；

　　（二）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或必须公开的。

　　本条第（三）、（四）项所列的政府信息，如果具有明显的公共利益并且公开不会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政府机关应当决定予以公开。

　　第十一条 政府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

　　政府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

　　政府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第十二条 政府机关应当保证其所发布政府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所发布的政府信息内容发生变化后应及时予以更新。

　　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第十三条 公开政府信息，可以采取下列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予以公开：

　　（一）南京市政府网站及其他各级政府、部门网站；

　　（二）政府公报、公开发行的政府信息专刊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载体；

　　（三）综合档案馆、公共图书馆、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公告（示）栏、电子屏幕、触摸屏等场所或者设施；

　　（四）新闻发布会；

　　（五）服务热线；

　　（六）其他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得政府信息的形式。

　　第十四条 政府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政府机关负责公开；政府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依法保存该政府信息的政府机关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政府机关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后及时公开，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公开的，公开时间不能迟于信息生成后20个工作日。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政府机关应当通过政府网站等途径公布属于本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目录，并及时予以更新。

　　第十七条 各级政府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代表本级政府定期向社会发布政务信息。

　　第三章 依申请公开

　　第十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简称“申请人”）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需要，可以向有关政府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对属于国家秘密等法律、法规禁止公开的，不得公开。

　　申请人应当合法使用依申请获得的政府信息，不得利用依申请获得的政府信息从事违法活动。

　　第十九条 申请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提出申请。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政府机关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经申请人签名确认。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

　　（二）所需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

　　（三）所需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

　　第二十条 申请提供与其自身相关的税费缴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政府信息的，申请人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证明文件。

　　第二十一条 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除当场予以答复的情形外，政府机关应当自登记起10日内，按下列规定作出答复或者处理：

　　（一）属于公开范围或者申请公开的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得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要求提供的政府信息含有不予公开的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政府机关应当提供可以公开的内容；

　　（三）被申请机关不掌握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告知掌握该信息的政府机关名称及其联系方式；

　　（四）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五）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的理由。

　　第二十二条 对于可以向申请人公开的政府信息，政府机关应当及时提供给申请人。能够在申请人履行有关手续后当场提供的，应当当场提供；不能当场提供的，应当自履行手续后5日内提供。

　　因信息资料处理等客观原因及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信息的，经政府机关负责人同意，可以适当延长期限，但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10日。

　　第二十三条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法定事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申请人或者向申请人提供政府信息的，期限中止，障碍消除后期限恢复计算。

　　期限的中止和恢复，政府机关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四条 政府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有条件的可以安排适当的时间和场所，供申请人当场阅读或者自行抄录。应申请人的要求，政府机关可以提供打印、复制等服务。

　　申请人在申请中选择以邮寄、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获取政府信息复制件的，政府机关应当以该申请要求的形式提供。因技术原因无法满足的，政府机关可以选择以符合该政府信息特点的形式提供。

　　政府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可以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市、区县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

　　第二十六条 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监察部门负责对政府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议。

　　政府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公布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报告。

　　第二十七条 政府信息公开应当依法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的监督。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监察部门可以聘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社会人士担任监督员。

　　第二十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公开的政府信息有错误或者不准确的，有权向政府机关指出。确有错误或者不准确的，政府机关应当予以更正。

　　第二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政府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政府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投诉。有关单位接到投诉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予以答复。

　　第三十条 政府机关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区县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逾期不改正的，由监察部门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不及时更新主动公开内容的；

　　（二）未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的；

　　（三）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不完整、不真实的；

　　（四）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隐瞒或者不提供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五）不依法更正有关错误的政府信息的；

　　（六）不提供或者不及时更新本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目录的；

　　（七）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八）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九）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一条 政府机关违反本规定，隐匿或提供虚假的政府信息，或者泄露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涉嫌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机关的有效规范性文件，在本规定施行前没有公开的，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12个月内进行清理并予以公开。

　　第三十三条 教育、医疗卫生、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通信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公开办事信息，参照本规定执行，具体办法由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论共犯口供的证明力

吴丹红*
（来源：《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5期）


案例：2000年5月28日晚，社会青年甲、乙、丙、丁（年龄均为18岁）从舞厅回家经过某软件商店的存货仓库。甲提议：“我白天见这仓库里放了很多光盘，我们去搞一些来卖吧。”乙、丙、丁随即附和。于是四人趁着夜深人静，用钢管撬开仓库大门，各自拿了两箱电脑软件。甲离家较近，所以很快搬了软件回到家里。乙、丙、丁走在后面，想想不放心：万一第二天被发现了怎么办？于是三人合计后折回仓库准备毁迹。乙说：“便宜了甲这小子，要是出了事，我们就说是大家一起放的火，让他跟咱们有难同当。”于是放火烧了仓库，火趁风势烧了附近的几间民房，共计损失18万多元。后来东窗事发，对于共同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均无异议，但对共同的放火罪，甲不承认，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否认乙丙丁的一致指证。本案在合议庭的内部引起了争议（并不知道三被告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有的同志认为甲认罪态度不好，主张给甲定放火罪，并加重处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甲的邻居证明起火的时候甲已经回到房间，才免于错误定案。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通常被称之为“口供”，一直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中较为复杂的问题。而口供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对待共犯口供的证明力。所谓证明力，是指证据所具有的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也就是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本文所谈的共犯口供的证明力问题，旨在探讨同案审理的共同犯罪的被告人能否互为证人，在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能否定案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的定罪和判刑，而且是关系到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的重大问题，所以若能从理论上对其加以科学剖析与合理阐释，澄清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的混乱认识，无疑会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一、对共犯口供证明力的认识分歧及评析
从八十年代以来，诉讼法学界围绕此问题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众说纷纭，至今尘埃未定。大致有如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其口供只要可以互相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判刑；第二种意见认为，鉴于口供的特点和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据此定罪判刑；第三种意见认为，共犯口供的性质仍然是口供，共犯不能互为证人。仍要坚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四十六条）的原则。但是，如果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则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1）各被告人分别关押，能够排除串供的可能性；（2）各被告人的口供都是在没有任何违法的条件下取得的，能够排除刑讯逼供或引诱、欺骗的因素；（3）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上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他们到过现场；（4）共犯只有二人时，原则上不能仅凭口供的相互印证定案，共犯为三人以上时，才可慎重行事。[1]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首先混淆了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证人的本质区别。因为被告人是被追诉和可能被定罪的对象，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属于诉讼当事人；而证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只是案件的“局外人”，两者的地位显然不同，由此被告人口供和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是显然不同的，一般来说后者的虚假成分更大；其次，即使把共犯口供当作证人证言看待，如果能相互印证但没有其他证据，仅共犯口供的一致而定罪，这也是与我国证据制度的原则和精神相悖的。因为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其真实性和可行性仍然是不能确定的。“以口供证实口供，无异于以一个确定的因素去证明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其结论将依旧是不确定的。”[2]如果将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相作为证人证言对待，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它曲解了立法精神，而且极容易铸成冤假错案。第二种意见似乎是一种太绝对化的观点，相对来说第三种意见兼顾了原则又附加了例外情况，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比较全面的，但笔者认为它并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在实践中实际上很难把握其所列举的条件：第一，对被告人有无串供的可能性的判断一般只限于表面判断，即使分别关押也不能排除被告人事前统一口径，如本文所述案例；第二，案件是客观发生的，其证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仅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的情形。确认共犯可作为定案根据的例外情况为侦查人员怠于收集提供了借口；第三，由于目前实践中很难完全排除刑讯逼供和诱供的因素，确认例外情况无形中诱使办案人员采取更隐蔽的方法违法获取口供，助长偏重口供的势头；第四，即使在很慎重的情况下，根据共犯口供定罪仍存在与案件事实不符的可能性，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使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风险。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虽然绝对，却应当是最合理的选择。详细的理由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展开。
二、严格确立不能仅凭共犯口供作为定罪根据规则
如何对待共犯口供，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如果允许仅凭共犯口供定罪，由于共犯之间的利害冲突，有可能会存在嫁祸于人、主犯从犯地位颠倒等实体法上的问题，导致事实的误认甚至无中生有；更严重的是有可能导致警察仅仅通过逼取口供来破案，忽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和调查，一旦被告人招认就万事大吉，这就必然会导致偏重口供、违法取供。如果不允许仅凭口供定案，会导致案件中可据以定案的证据减少，很多案件无法作出有罪判决，会有放纵罪犯的危险。[3]这实质上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利益权衡与价值冲突：是偏重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从一定角度来说，打击犯罪也是为了保障人权，二者的基本落脚点应统一于保障人权——不仅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也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程序其实都不能完全做到惩罚犯罪并保护无辜者，做到每个案件的实体公正，好的程序设置只能在倾重于惩罚犯罪还是倾重于保护人权之间寻求平衡。按照波斯纳的分析，对无辜者定罪处刑的道德成本大于对有罪的人放纵惩罚的道德成本，所以总的错误成本前者要大于后者。[4]从实践来说，一次对无辜者错判的危害可以抵销十次公正的审判。反思我国历来“宁可错杀，也不放纵”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缺失的是保障无辜者的机制，这与越来越注重人的价值的国际刑诉发展趋势是不相吻合的。主张前述第三种观点的人之所以要增加特殊情况下可以凭共犯口供定罪的若干条件，实质上仍是出于对可能因证据不足而放纵罪犯的深深忧虑之表现。的确，不如此做，有的案件可能会因只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导致不能定罪，但是，这种案件永远是极少数，即使存在放纵罪犯的可能，也是以个案的不公正换取程序整体公正的合理代价。
而且，从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实践来说，笔者认为也应严格确立不能仅凭共犯口供定罪的规则，因为：
第一，共犯口供仍属于被告人口供的一种，应符合口供的采证规则。全面地说，被告人的口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承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供述；二是否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辩解；三是牵涉他人的供述与辩解。[5]共犯口供就属于被告人口供的内容之一。而且，由于共犯之间紧密的利害关系，其口供的虚假成分更大。
第二，我国证据制度的政策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且刑事诉讼法地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案”，此处的“被告人”当然包括共犯被告人，仅凭共犯口供不能定罪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例外情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是对该原则的公然违背和破坏。
第三，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例外情况，实际上为采证不严、草率定案开了方便之门。只要细致侦察，每个案件都有许多证据。共犯口供虽然是一种单独的证据种类，但对于定罪来说则不具有独立的证据价值，不应成为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否则很容易导致错案。如果随着刑诉法的发展在我国确立了沉默权的话，我们更是不能指望共犯口供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
第四，如果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那么被告人一旦翻供，该案就无任何佐证，会导致司法机关处于被动。所以国外的证据制度一般都规定共犯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这样即使被告人翻供，仍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人前后口供的真伪。
三、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Corroborative evidence）的规则
共犯口供属于言词证据，言词证据不同于实物证据的特点是，它经过了人脑的加工，带有个人主观性的成分，即使供述者并非有意提供虚假陈述，但其观察、记忆和叙述也可能出现偏差，甚至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果供述者有意提供虚假陈述，那采信的危险性就更大；另外，只有言词证据才可能包括案件事实已经发生和何人所为这两个方面的信息，而实物证据一般无法同时包含此两方面的信息，所以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能否仅依据该证据定案的问题，也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补强的必要。笔者认为，共犯口供还存在如下特点：首先，由于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共同性，决定了共犯口供的牵连性，所以不具有独立的证明性；其次，共犯口供因其可能避重就轻、嫁祸于人、逃脱处罚，在言词证据中可信度是最低的，我们不能以若干共犯口供的机械相加就增加其证据的充分性；再次，共犯口供往往不象证人证言一样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询问，其证明力一般只是靠司法人员的经验判断，因而更需要其他证据的补强。
英美法系对共犯口供向来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明力。依英国判例，被告在法庭外所作的，对于被诉为共犯的人，不能作为证据；即使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以证人身份陈述对其他共犯人不利的事实，也必须参考补强证据。[6]日本法鉴于共犯可能把自己的罪责转嫁给他人的一般化倾向，认为共犯自白是缺乏可信性的证据，也是危险的证据，如果没有补强证据而将共犯自白作为唯一的证据而认定有罪，这可以说是违反经验法则的；[7]我国台湾地区对共犯自白也规定需要补强证据，而且规定不能将各共同被告的自白互相作为补强证据，即应当以自白证据以外的证据作为补强证据。[8]借鉴国外关于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的普遍做法，在考虑制定我国的证据法时，规定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的规则：
第一条：仅凭共犯口供而没有补强证据不能定罪，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只要没有其他证据，也一律不能定罪；
第二条：共犯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在有其他证据的时候，要以其他证据作为定罪的主要根据；
第三条：共犯口供不能相互作为补强证据，补强证据必须与共犯口供出于不同的来源，即只能是共犯口供以外的证据；
第四条：补强证据应当与共犯口供相印证，并且能够达到独立证明犯罪事实是共同被告人实施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