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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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定的通知
关于印发西安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定的通知
市政办发〔2009〕49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西安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定》已经市政府14届6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西安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机关参加行政诉讼活动，提高行政应诉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应诉，是指市、区县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直属机构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并经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受理之后，经人民法院通知以被告身份参加行政诉讼活动的行为。
第三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指导全市的行政应诉工作，进行有关法律法规宣传，组织行政应诉人员培训，开展行政应诉工作情况检查和经验交流。
第四条 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应诉。
行政相对人对经过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应诉；行政复议决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行政复议机关应诉。
第五条 行政相对人以各级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委托政府法制机构和当初承办涉案事项的部门共同代理诉讼，并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各级人民政府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后，由政府法制机构审查确定诉讼代理部门；
（二）诉讼代理部门接到政府法制机构通知后，应当及时确定诉讼代理人，负责草拟答辩状及准备相关证据材料，并于收到通知之日起五日内提交政府法制机构；
（三）政府法制机构对诉讼代理部门的答辩状进行审查，并负责答辩状的报审；
（四）政府法制机构应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交答辩状及证据材料；
（五）政府法制机构和诉讼代理部门共同派员出庭应诉；
（六）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协调有关诉讼事宜。
第六条 行政相对人以各级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上述单位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后，其法制机构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查案件有关情况；
（二）收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时的依据和证据材料；
（三）撰写答辩状、代理词等材料；
（四）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向本单位提出停止执行以及自行变更、撤销或者部分撤销的建议；
（五）确定诉讼代理人，并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答辩状及有关证据材料；
（六）做好开庭前其他准备工作；
（七）按时出庭，参加应诉；
（八）负责行政应诉案件材料的立卷归档。
应诉单位相关业务部门应积极配合法制机构工作。
第七条 应诉单位在开庭过程中，应自觉遵守法庭纪律，语言规范、文明，认真履行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第八条 应诉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后，应认真研究，并作出相应处理：
（一）应诉单位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可以自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或者接到裁定书之日起10日内提起上诉；
（二）对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应诉单位认为确有错误的，应当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或者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
应诉单位必须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九条 对人民法院判决败诉的行政案件，应诉单位应写出案件分析报告，并于判决书送达后的20日内，将判决书复印件及案件分析报告报送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
案件分析报告应当包括：
（一）行政诉讼当事人及受案人民法院；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
（三）答辩意见；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应当做好行政应诉统计工作，每半年向同级政府法制机构报送统计资料。
第十一条 应诉单位应切实维护政府形象，做好行政应诉工作。因执法过错或者应诉准备工作拖延致使败诉的，应当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具体由应诉单位法制机构提出处理建议，应诉单位的行政监察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负责错案责任的追究与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9年4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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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票据立法并未明确规定票据单纯交付的效力，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票据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转让，不能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传统票据法理论同时认可票据背书与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均认可票据单纯交付的效力，我国司法实践也普遍承认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我国《票据法》应当明确规定票据转让方式及空白票据转让方式，承认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票据属于典型的流通证券，流通是票据的第一要义，也是票据的生命所在。因此，促进流通是票据法的最高原则。[1]而票据流通的实现则需依赖票据的不断转让，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或手段因而成为票据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依据传统票据法理论，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包括两种，一为背书转让，二为单纯交付（或直接交付）转让。[2]在我国，票据权利可以通过背书方式转让，这一点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均无异议。但是，票据权利能否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部门均存在争议，殊值探讨。
一、票据法理论上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一般认为，记名票据只能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则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当然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单纯交付与背书均能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力。
所谓以背书方式转让票据权利，是指票据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票据法规定的相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付给被背书人的票据行为。所谓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是指票据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不经背书而直接将票据交付于受让人的票据权利转让方式。也就是说，持票人不在票据或粘单上作任何文字记载，只需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将票据交付于受让人，即可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力。记名票据因有权利人名称之记载，票据的文义性特征决定了付款人只能向票据上记载的权利人付款，因此记名票据的转让过程必须通过背书在票据上予以体现，故而记名票据只能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本就不记载权利人的名称，谁持有票据谁就是权利人，因而转让时不必在票据上作任何记载，只需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持票即可行使票据权利，因此，无记名票据当然地可以单纯交付方式予以转让。
票据权利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两种方式的功能与特点各有所长。背书转让方式的优点在于票据权利人与债务人易于确定，有利于促进票据流通。首先，背书转让票据权利，要求转让人（持票人）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进行相关记载，背书记载的内容能够全面地反映票据转让的全过程，使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的各个环节在票据上清晰可见，只要背书具有形式上的连续性，持票人作为权利人的形式资格即可得以确定；其次，每一个票据转让人在背书时必须在票据或粘单上签章，使所有背书人的债务人地位一目了然，每一个背书人基于自己的签章对持票人承担担保票据承兑与付款的责任，保障了持票人之票据权利的实现，增强了票据的安全性，促进了票据的流通。但是，背书转让票据权利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因为持票人需要依据票据法规定进行背书记载，导致转让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必须符合法律对于背书记载事项的具体要求，才能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效力，稍有不慎则会导致背书行为无效，票据权利转让的效果则无从发生。相较于背书转让方式，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的方式也有自身的优势：因为不需要转让人在票据上作任何书面记载，只需以转让为目的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即可实现票据权利的转让，显然比背书转让更加简单、方便、迅捷。但也正因为每一次转让都不需要在票据上进行记载，票据的整个转让过程并不体现在票据上，每一个转让人因为不在票据上签章，其债务人地位无法依据票据记载加以确定，他们自然也就不承担担保票据承兑和付款的票据责任，导致票据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实现的保障性降低，票据的安全性也因而受到影响。而持票人权利实现风险的增加，无疑会削弱票据的流通性。
二、域外立法例关于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域外票据立法例，普遍承认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单纯交付票据与背书转让票据均为票据权利转让的有效方式。例如，根据《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第1款的规定，（注：《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第1款：“汇票，即使未表明开立给指定人，得以背书方式转让。”）“空白汇票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说明该公约对于空白汇票的转让同时承认背书与单纯交付两种方式，空白汇票既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转让。该公约第14条第3款更进一步规定，（注：《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4条：“如背书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得：……3．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汇票转让于第三人。”）空白背书的汇票可以不作背书而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于第三人。《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第17条（注：《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第17条：“如背书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得：……3．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支票转让于第三人。”）对于空白支票的转让，作出了与《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4条完全相同的规定，即如果是空白背书的支票，持票人就可以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支票转让于第三人。《法国商法典》第117条及第118条、（注：《法国商法典》第117条第1款：“所有汇票，即使未明确规定由指定人收款，均可依背书而转让。”第118条：“如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可：……3．不填写空白，也不再作背书，即将汇票交付第三人。”）《法国支票法》第13条及第17条、（注：《法国支票法》第13条：“指明付给某人的支票，不论支票上有无‘指定人’的明示条款，都可通过背书方式进行转让。”第17条：“如背书是空白背书，持票人可：……3．既不在空白处填写又不再背书而把支票交给第三人。”）《德国票据法》第11条及第14条、（注：《德国票据法》第11条第1款：“任何汇票均得通过背书转让，即使该汇票未明确载明可付于指定人。”第14条第2款：“如为空白背书，则持票人得：……（3）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背书而继续转让汇票。”）《德国支票法》第17条、（注：《德国支票法》第17条：“1．背书转让支票上一切权利。2．如为空白背书，则持票人得：……（3）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行背书而继续转让支票。”）《日本票据法》第11条及第14条、（注：《日本票据法》第11条第1款：“汇票虽未以指示证券开立者，仍得以背书转让之。”第14条第2款：“背书为空白背书时，背书人：……3．得不补充空白，也不背书，而将票据让与第三人。”）《日本支票法》第14条及第17条、（注：《日本支票法》第14条第1款：“记名式或指示式支票得依背书转让之。”第17条第2款：“背书为空白背书时，背书人：……3．得不补充空白，也不背书，而将支票让与第三人。”）《英国票据法》第31条及第34条、（注：《英国票据法》第31条第2款：“付与来人之汇票通过交付而流通。”第34条第4项：“如汇票作成空白背书，任何持票人得在背书人之签名上加注付与其本人之指定人或其他人之指示而将空白背书转变为特别背书。”）《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202条及第3－204条、（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202条第1款：“流通转让是使受让人成为持票人的票据转让方式。如票据为付与指定人者，加必要背书和交付票据即完成流通转让；如为付与来人者，交付票据即完成流通转让。”第3－204条第2款：“空白背书不指定被背书人，仅有一项签名即可。付与指定人的票据经空白背书可付与来人，且在未作特殊背书前，仅作交付即可流通转让。”）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注：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第1款：“汇票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无记名汇票得仅依交付转让之。”）《香港票据条例》第31条及第34条、（注：《香港票据条例》第31条第2款：“以来人为受款人的汇票，凭交付而构成流通转让。”第34条第4款：“倘汇票作成空白背书，任何持票人可将空白背书变成特别背书，即在背书人的签名上加注付与指定人，指明把汇票票款付与持票人或其指定人，或付与他人或其指定人。”）《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第12条及第15条、（注：《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第12条：“票据得以下述方式转让：（a）由背书人对被背书人作成背书并交付该票据；或（b）如前手的背书是空白背书时，则仅交付该票据。”第15条：“最后背书是空白背书的票据持票人得：……（c）按照第12条（b）项的规定（仅交付票据。作者注）转让该票据。”）《联合国国际统一支票法草案》第14条及第17条（注：《联合国国际支票法公约草案》第14条：“支票得以下述方式转让：（a）由背书人对被背书人作成背书并交付该票据；或（b）如开立的是来人支票或前手的背书是空白背书时，则仅交付该支票。”第17条：“最后背书是空白背书的支票，持票人得：……（c）按照第14条（b）项的规定（仅交付票据。作者注）转让该支票。”）都有相同的规定。
综观各国和地区立法例，均承认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效力，肯定背书与单纯交付均是票据权利的有效转让方式。但在具体规定上又存在差异。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规定票据转让方式包括背书与单纯交付两种，如《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及英国、美国、我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的规定：“汇票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无记名汇票得仅依交付转让之”就很有代表性；另一类则是德国、日本、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并不直接规定无记名票据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进行转让，而是在规定所有票据均可背书转让的同时，特别强调即使是无记名票据，也可以背书转让。《德国票据法》第11条的规定就很有说明意义：“任何汇票均得通过背书转让，即使该汇票未明确载明可付于指定人。”这一规定的意思当然是说，无记名票据既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另外，以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票据立法对空白背书的票据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均有明文规定，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2条第1款“空白背书之汇票，得依汇票之交付转让之。”以及《德国票据法》第14条“空白票据持票人可以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背书而继续交付转让”的规定即其适例。
通过对域外立法例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在具体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并无不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均规定票据权利的转让有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两种方式，记名票据必须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以及空白背书的票据既可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
三、我国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的法律规定及理论争议
我国《票据法》并未像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票据立法一样专门就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作出一般规定，而是在汇票制度中规定了汇票的背书转让，并在本票与支票部分规定了对汇票背书规定的准用。《票据法》第27条第1款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第3款规定，汇票权利的转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同时，分别在第80条、第93条规定了本票与支票的背书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法律规定。《票据法》对于空白票据及空白票据的转让没有作出专门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没有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一般规定，但其第49条就空白背书问题作出了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办法》既就票据的背书转让作出了一般规定，又分别就不同种类的汇票以及本票的背书转让作出了专门规定：其第27条规定：“票据可以背书转让……”；第63条第1款规定：“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汇票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第93条规定，商业汇票贴现时应当“作成转让背书”；第107条第1款规定：“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本票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但并未就支票的转让作出规定。
由上述规定可以清晰地看出，依据我国《票据法》现行规定，汇票与本票必须依背书方式转让，这是因为我国《票据法》不承认无记名汇票与无记名本票，汇票与本票仅限于记名票据，票据的文义性特征决定了其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转让，学界对此无异议。但是，关于支票的转让，只有《票据法》第93条有所规定：“支票的背书……，适用本法第2章有关汇票的规定……。”这一规定应当作何理解？是否说明支票转让必须像汇票一样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进行？学界对此的理解并不统一，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多数学者持肯定观点，认为我国《票据法》第93条明确规定支票的背书准用汇票背书的规定，而汇票背书无疑是对汇票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所以支票权利的转让也必须通过背书方式才能进行，因此背书转让方式是我国票据权利转让的唯一合法方式，我国法律并不承认票据单纯交付的转让方式，通过单纯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受法律保护。[3]甚至有学者专门撰文论证“我国票据制度未赋予交付转让的效力”，断定“我国《票据法》没有以单纯交付票据方式而转让票据权利的规定。”单纯交付的转让方式“有悖《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4]但是也有少数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票据法》并未规定收款人名称为支票出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是在第85条规定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这一规定说明我国《票据法》承认空白支票，而依票据法理论，空白支票当然可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进行转让。因此，票据单纯交付在我国也是合法有效的票据权利转让方式之一。[5]
四、我国司法实践对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的认定
立法的模糊与理论上的争议，必然导致审判实践的不统一。尽管我国票据立法对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的情形明显关注不够，但现实生活中，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的现象却大量存在，甚至可以说是票据实务中的普遍现象，因此产生的票据纠纷案件层出不穷。目前的审判实践中，多数法院认为，支票当事人有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4]例如，“李云锦诉北京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中，王玉明基于其与李云锦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单纯交付方式交付给李云锦由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签发的支票3张，李云锦提示付款时遭到银行拒付而向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追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08）丰民初字第02553号民事判决书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06381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对此案作出一二审判决，由出票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向李云锦支付3张支票的款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作为支票出票人，签发空白票据直接交付王玉明，之后王玉明将该票据以单纯交付的方式直接交付给李云锦，李云锦作为票据收款人合法取得票据，是票据的持有人，李云锦在请求银行付款遭拒时，有权向出票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主张票据权利。[6]可见，该判决认为支票的当事人有权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再如，“王世车诉派萌恒源（北京）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票据纠纷案”，[7]李增坤因支付石材欠款而直接交付给王世车由派萌恒源（北京）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发的空白支票一张，王世车提示付款时，银行以空头支票为由拒付，王世车向法院起诉要求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出票人以“我方与王世车没有业务往来，支票是我方为支付货款开给余文化的，由于其保管不善丢失了”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为：“票据为无因证券，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仅依票据上所载文义就可请求给付一定的金额。票据债务人如果认为持票人是由于欺诈、恶意或重大过失等不正当原因取得票据，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这也表明，法院认可支票当事人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行为的效力。另外，相关人民法院在审理“重庆海来科贸有限公司与沙坪坝区五金交电化工商行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二审案”、[8]“北京盛业广泽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诉北京文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案”、[9]“于占园诉北京启航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10]“佛山市王家建材店诉广州鸿达有限公司支票追索权纠纷案”[11]时，也都认为，支票出票人签发空白支票并交付之后，持票人可以不经补记而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该支票，依单纯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方式合法，享有票据权利。
五、我国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立法规范的完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行为的效力，理论界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票据法》并未赋予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但审判实践中针对大量而普遍的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做法，法院却并不认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大多认可票据单纯交付转让行为的效力，认为支票当事人有权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支票权利。理论与实践如此脱节，实非正常现象。究其原因，《票据法》规定的不明确与欠完善是主要原因。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票据法》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又应当如何完善这些规定呢？
笔者并不认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而是赞同审判实践中法院的做法。笔者认为，依据我国票据立法相关规定，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均是票据权利转让的有效方式。第一，我国《票据法》虽未明确规定票据权利得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但也并未禁止票据权利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或者说依据《票据法》现行规定并不能得出我国《票据法》不承认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效力的结论；第二，笔者的这一结论不仅符合票据法传统理论，也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的规定相吻合；第三，审判实践已经做了很好的尝试，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没有受到理论界的影响，而是依据《票据法》规定，作出了大量承认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效力的判决；第四，我国票据实践中大量存在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现象，说明票据当事人有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现实需求，理论界没有理由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固执地对《票据法》尚欠完善的规定作僵化的“纯理论性”理解。
我们应当做的是，深刻反思，并就《票据法》的完善建言献策。
首先，依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汇票与本票仅限于记名票据，必须以背书方式转让。但如前所述，《票据法》承认无记名支票，支票的转让因而有以下两种情况：如果支票上记载了收款人名称，则该支票为记名票据，自然须依背书方式转让；如果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的名称，被授权人也没有补充记载的，则该支票为无记名支票，当然可以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法》第84条在规定支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时，并没有包括“收款人”名称一项；第86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既然是“可以补记”，当然就意味着也可以不补记，如果持票人没有在支票上补记收款人的名称，则该支票为无记名支票，完全可以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予以转让。但是，这些内容应当由《票据法》以明文加以规定，我国《票据法》应当借鉴域外立法例的成功做法，设专门的条文就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作一般规定，肯定背书与单纯交付转让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就空白支票的转让方式作出专条规定，允许其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
其次，认为背书是我国票据转让的唯一方式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3款规定，持票人转让汇票权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同时又在第80条、第93条规定，本票与支票的背书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规定，这说明支票也必须以背书方式才能转让。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偷换概念之嫌。《票据法》第93条关于支票背书准用汇票背书的规定，本意应当是如果支票以背书的方式转让，其规则与汇票背书相同。而不是规定支票的转让方式准用汇票转让方式（因汇票必须是记名汇票，因而只能背书转让）的规定，因为无记名支票完全可以不以背书而以单纯交付方式予以转让。也就是说，如果以背书方式转让支票，则适用票据法对于汇票背书转让的规定（如此规定完全是为避免立法上的重复而采取的一种技术处理）；如果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支票，则无从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规定，因为单纯交付与背书属于两种不同的转让方式。
再次，《票据法》立法之初，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商业信用不高，出于安全性考虑，其第30条规定被背书人的名称是背书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不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这一规定对票据流通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9条对此作出了改变，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如果背书人在转让票据权利时，并未在票据上记载受让人的名称，即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这一行为同样有效；受让人若再行背书转让，则必须首先记载自己的名称于被背书人栏内；但受让人也可以不再背书而直接将票据交付他人以转让该票据，而由新的受让人在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这一行为同样有效。因为空白背书的票据，既可依交付转让，也可再依空白背书转让，或再依记名背书转让，还可更改为记名背书后转让。[12]由此可见，即使是记名票据的转让也有两种情况，票据的收款人转让票据权利，必须依背书方式进行；但是其他持票人则完全有可能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该票据。只不过承认空白背书效力的规范应当由《票据法》进行规定，而不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来规定。
论 举 证 责 任
温 跃 刁海峰
[摘要]本文对举证责任研究中几个通说观点进行反思研究后，澄清了围绕举证责任问题的一些混乱观念，提出重新回到以待证对象为中心研究举证责任分配的路径，并尝试性地提出一些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及其例外规则。
[关键词]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的转移 双重含义说 规范说 待证对象
举证责任问题是证据理论乃至诉讼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在我国，不仅在立法上疏漏颇多，而且多年来学界和实务界也争论不休。本文在阐述关于举证责任的观点之前，先驳斥有关举证责任问题上几个主流观点，以此作为阐述本文观点的学术背景。
一、关于谁主张，谁举证说
谁主张，谁举证说是个传统的学说，尽管其中被揉合进许多学者个人的观点，以显得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获得公认的标准学说，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学说（即不是狭义的举证责任：结果责任或说服责任），而是表述的是行为责任或推进责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抽象地讨论一下：如果把谁主张，谁举证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那么会出现何种理论困境？至于把举证责任分成结果责任或说服责任，与行为责任或推进责任这种双重含义说是否正确？留给后文讨论。
谁主张，谁举证说被我们抽象成如下含义：主张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则主张方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在诉讼中对主张者的否定也是一种主张，即相反的主张。
之所以说成是经我们抽象出的含义，是因为有些学者简单化地把主张方等同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和刑事诉讼中的控方，还有些学者错误地把“不利的诉讼后果”完全等同于败诉。众所周知，在诉讼中，主张的各种法律事实很多，有一些不完全与败诉相关，只是与一定的不利诉讼后果相关。何况败诉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法律概念，诉讼中如果存在几个诉讼请求，部分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或某个诉讼请求得到法院部分支持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对于这种案件后果来说，很难用败诉和胜诉来描述的。再说，诉讼中还存在一些争议的事实属于程序性事实，其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和认可只是产生程序上的法律后果，与败诉和胜诉无直接关联。
我们认为上面表述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存在如下理论困难：
（一）谁主张，谁举证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存在大量例外情形。行政诉讼中不适用，在民事特殊侵权诉讼中也不适用。在不断出现的新型侵权诉讼中，出于各种利益、因素等考虑，常常不是以谁主张来分配举证责任的。谁主张，谁举证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沦落为“一般性的举证原则”，从而允许各种大量例外的不断出现。我们认为这还不是“谁主张，谁举证说”的致命缺陷，要想寻找到没有例外的举证规则是不可能的，因为举证责任的立法分配本身就带有不规则性。问题是如果例外太多后，规则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二）谁主张，谁举证说的致命缺陷是：把否定者的否定也看成了是一种主张，也就是说，否定者针对主张者的主张提出的相矛盾的主张必须由否定者承担举证责任。
罗马法的法谚：“肯定者应证明，否定者不应证明”。被后来的学者们轻易地丢掉了后面半句，变成了“谁主张，谁举证”。
如果针对同一待证对象，否定者与主张者同时被分配了举证责任（注意：这里与举证责任转移说是有区别的，后者表述的是否定者在主张者举证得到法官心证后才产生举证责任，而不是前者和后者同时产生举证责任），那么，当主张者和否定者都不能使法官产生心证确信时，法官如何依据举证责任作出对哪一方不利的诉讼后果呢？
（三）“谁主张，谁举证说” 同时分配举证责任给否定者与主张者后，因此不得不把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看成是自己规则的例外，否则，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将无容身之地。由此可见，“谁主张，谁举证说”把自己逼进了一个很小的适用范围：民事诉讼中的一部分案件。
也许是看到了同时分配举证责任给否定者与主张者会导致上述理论困境，有些学者提出了举证责任的转移说。
二、关于举证责任的转移说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的抽象表述：主张者先负有举证责任，否定者不同时负有举证责任；当主张者通过举证使得法官获得确信的心证后，主张者的举证责任就免除了，举证责任这时转移到否定者一边，如果否定者这时不能通过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确信，否定者就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如果否定者能够通过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确信，那么否定者就免除了举证责任，这时举证责任又转移到主张者一边。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使得举证责任问题仅仅是一个决定由谁先来承担举证义务的规则，不是从头到尾都停留在一方当事人身上，只是当事人在事实调查的某个阶段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因而不是一次性和最终意义上的责任。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确实解决了“谁主张，谁举证”说带来的“否定者与主张者同时被分配举证责任”的理论困境，举证责任转移后，原先一方的举证责任得到了赦免。
举证责任转移的前提是主张者的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的确信。根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说，如果主张者的举证不具有高度盖然性，那么举证责任并不发生转移，而是主张者得到不利的诉讼后果。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的致命缺陷是：当举证责任由主张者转移到否定者后，否定者必须通过举证达到使得法官心证确信的程度，才能使得举证责任再次转移到原先的主张者那一边。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一旦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推翻了对方的证据，天平的指针就倒向这一方当事人，除非对方当事人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推翻了他的证据。”
我们认为，否定者举证的后果分为三种情形：（一）否定者通过举证达到使得法官心证确信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按照举证责任的转移说，举证责任再次转移到原先的主张者那一边。（二）否定者的举证使得法官认为其成立的可能性非常低，以至于不能动摇原先主张者给法官产生的心证确信，或否定者根本就没有举证。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举证责任这时在否定者这一方，否定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三）否定者通过举证没有达到使得法官心证确证的程度，但是，否定者的举证已经动摇了法官对原先主张者心证的确信程度，使得法官对原先主张者的举证不再确信无疑。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对主张者和否定者各自的主张均不再确信（即有些学者所说的真假不明的状态）。按照举证责任的转移说，举证责任这时并没有转移到原先的主张者那一边，这时应该由否定者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由此堕落成：谁否认，谁承担举证责任。在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下，当事人为了避免举证责任分配到自己一方，纷纷先行主张待证对象，包括先行起诉，刻意让对方处于否定者地位，以至于在出现真假不明的状态时让否定者承担举证责任，从而使否定者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还有一个缺陷是使得举证责任预先分配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因为预先分配的举证责任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先行的举证责任，由于先行举证时，否定者并没有开始举证（其主张成立的盖然性暂时还是0），因此先行举证者很容易获得法官心证确信，因此举证责任多数情况下就会转移到否定者一方。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的这个缺陷使得持规范说的人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如果不预先分配举证责任是不可想象的事，让举证责任在主张者和否定者之间来回转移实际上是取消了举证责任问题的理论价值，或者说是用证明标准问题代替了举证责任问题。关于举证责任的规范说，留给后文讨论。
在法律实务中，确实存在原告举证后，法官要求被告举证或者被告主动举证，然后原告再次举证的现象。如果这不是举证责任转移，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司法现象呢？有些学者，特别是举证责任规范说学者们给出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
三、关于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
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被我们抽象成如下含义：举证责任分为行为责任（或称：推进责任、主观的举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立证（举证）的必要性等）和结果责任（或称：说服责任、客观性的举证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证明的必要性、证明责任）。结果责任是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诉讼中是预先分配好的，并不随诉讼的进展发生转移；行为责任在诉讼中随着主张者和否定者的举证活动能否得到法官的心证确证而发生转移。
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的理论困境之一是：行为责任作为一种法律责任是否应该有法律后果？如果没有法律后果，显然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权利或行为状态，换句话说，行为责任的说法是对“责任”一词的误用。如果有后果，这种后果是什么？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不履行行为责任不用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但是如果在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下，不履行行为责任，其责任就是承受不利的诉讼后果，那么这种后果与其承担结果责任有何不同？如果二种责任的不履行后果相同（均是败诉或作出不利的事实推定），那么当人们说被告对这一待证事实承担的是行为责任，与人们说被告对这一待证事实承担的也是结果责任，还有什么区别？由于原告对某一待证事实在承担结果责任的同时，也承担着诉讼的行为责任， 由于这两种责任的后果均是相同的，因此，面对同一不利的诉讼后果，究竟是原告承担的是行为责任还是承担的是结果责任？还是两种责任同时都承担了？可见，双重含义说在具体的诉讼中出现不利诉讼后果时，无法区分当事人承担的是行为责任还是结果责任。
构造出双重含义说的目的就是要保持结果责任预先分配且在诉讼中不转移的情况下，来说明在法律实务中，原告举证后，法官要求被告举证或者被告主动举证，然后原告再次举证的现象。 把被告的举证权利表现出的举证行为现象称为行为责任，而且不履行这个责任也要承担与不履行结果责任同样的不利诉讼后果，那么必然也会出现一个问题：行为责任在什么情况下发生转移？如果行为责任发生转移的前提是：主张者的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的确信后发生行为责任转移。那么同样面临我们已经在前文对举证责任转移说进行的批判，因为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的原因之一是待证对象真假不明，此时负有行为责任的一方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而不是行为责任转移，由于双重含义说的许多学者都把真假不明作为结果责任的适用条件， 因此双重含义说面临无法区分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在适用条件上的差异的困境。为此，有些学者提出行为责任发生转移的较弱前提：先行举证的一方，不需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的确信，只是提供初步的证据就使得行为责任转移到另一方。我们认为该理论无法界定“初步的证据”的可信程度，使得举证责任变成与一开始就由否定者承担没有实质区别，该理论一旦成为“一般性举证规则”，就等于“谁否定，谁举证”。再说，如果先举证一方凭借“初步的证据”就使得行为责任发生转移，那么否定者能否也凭借“初步的证据”使得行为责任再转移到主张者一方呢？究竟发生多少次行为责任转移后，仅仅凭借“初步的证据”才不能使得行为责任转移呢？这个关键的仅仅凭借“初步的证据”不能使得行为责任转移的时刻，究竟是发生在主张方还是发生在否定方？我们认为，为了避免结果责任发生转移导致理论困境而构造出来的行为责任同样也面临发生转移条件的理论困境。
双重含义说还有一个缺陷：强迫否定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作出举证行为（承担推进责任），否则，法官就要作出对其不利的诉讼结果。我们认为，举证责任制度的价值之一在于赋予无举证责任的一方在一定情形下有权拒绝举证，而不用为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无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对方举证不能获得法官心证确信或对方根本没有举证的情况下，不必举证，其在对方举证获得法官心证确信的情况下的举证行为是其诉讼权利的表现， 不是由于其承担了推进责任或者行为责任，更不是由于推进责任或者行为责任转移到自己一方了，而是为了通过举证使得法官对有举证责任的一方的主张不予确信，从而使得法官可以根据举证责任的预先分配规则判令对方在待证对象上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四、关于举证责任的规范说
罗森贝克规范说几乎成为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和大陆学界在举证责任方面的通说。因此，我们准备用较多的篇幅讨论这个学说。
罗森贝克的规范说被我们抽象成如下含义：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诉讼中必须要通过主张一定的权利而得到支持，原告是否享有其主张的权利，关键在于其引用的实体法规范能否在诉讼中得到有利于其的运用，而有利于其主张的权利成立的实体法规范都规定了运用本规范必须具备的事实要件，这些事实要件就是原告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范围；被告在诉讼中对原告的抗辩是通过主张原告的权利不能成立或原告不享有其主张的权利而达到的，因此，被告在诉讼中就要引用相应的法律规范来与原告抗衡，而被告引用的法律规范也规定了运用本规范必须具备的事实要件，这些事实要件就是被告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范围。总之，“每一方当事人均必须主张和证明对自己的有利的法规范的条件” 。罗森贝克把诉讼看成是一方当事人运用一定的法律规范来确立某种权利，而另一方当事人运用一定的法律规范来破除这种权利的过程。
罗森贝克认为,“原告必须证明，其诉讼请求赖以存在的法规范的前提条件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也就是说，原告必须对权利形成规范的前提条件加以证明（附带对补充规范的前提条件加以证明），而被告则必须对其试图用于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法规范的前提条件加以证明，这里主要是指权利妨碍规范的前提条件、权利消灭规范的前提条件或权利排除规范的前提条件”。
如果权利否定者引证的是权利消灭规范，由于权利消灭规范是立法者规定的在权利产生后的权利消灭事由，正如罗森贝克所说：“权利消灭规范是以一个已经产生的权利为前提的，权利消灭规范的构成要件以早已在过去就存在的权利形成规范的构成要件为前提” 。因此，权利否定者对权利消灭规范的前提条件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权利主张者对权利产生规范的前提条件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权利否定者引证的是权利妨碍规范呢?这是罗森贝克的一个心病，他在他的《证明责任论》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自圆其说。按照罗森贝克的说法，“在权利形成规范的构成要件完全实现之前，权利妨碍规范的前提条件就必须依据存在，所以，人们可以说，两种法规范的前提条件在对权利的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同一时刻出现。” 权利妨碍规范与权利消灭规范的区别在于“相对之法规范不是与已经存在的法律后果对抗，而是与将要形成中的法律后果对抗” “根据我们的原则，权利妨碍规范的适用，要求其前提条件已经确认，所以，被告对此承担确认责任” “权利形成规范与权利妨碍规范的关系，可以用规则与例外的关系来说明。权利形成规范规定。在何等前提条件下一个权利或法律关系应当产生；权利妨碍规范的规范告诉我们，如果添加上一个或数个特定的要素，这个权利或法律关系例外地不产生。”
要看清罗森贝克关于其权利妨碍规范的理论意义，我们需要按照其思路走下去：设A是一诉讼中原告主张的权利，关于A权利的产生，有法规范B。B规定：如果a、b、c、d ，那么A权利产生。在罗森贝克看来，B规范就是权利产生规范，如果原告主张A权利，那么a、b、c、d这四个事实要件就应该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情况下，被告对a、b、c、d这四个事实要件均不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如果被告对a或b或c或d事实否认，只要仅仅否认就可以了，用不着对非a或非b或非c或非d的不成立的证明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如果这时原告不能证明a、b、c、d这四个事实成立（让法官心证确认），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将会被法官驳回。如果B规范被立法者表述为：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在罗森贝克看来，“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属于权利产生规范，a、b、c这三个事实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属于权利妨碍规范，被告对非d 这个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如果被告不能证明非d 成立，那么被告败诉。在罗森贝克看来，a、b、c，是使得A权利产生的规则，而非d是A权利产生的例外。
在被告引证权利妨碍规范时，罗森贝克实际上赋予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就非d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举证不能，原告所主张的权利不能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原告败诉。如果被告就非d举证不能，而同时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举证成功，那么被告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被告败诉。如果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举证不能，同时被告就非d举证不能，因为这时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并未获得法官心证确认，因此建立在A权利之上的原告诉讼请求A被法官驳回，原告败诉。
我们认为，罗森贝克的权利妨碍规范特设引发了一个立法语言的表述方式的含义问题，也就是说，罗森贝克的权利妨碍规范语言表述方式含义的研究和结论，究竟是对现行立法言语表述方式含义的描述还是规范？在很多人，包括很多立法者看来，“如果a、b、c、d ，那么A权利产生。”与“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在含义上是等同的，仅仅是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而已：二者均表达了a、b、c、d是A权利产生的必要条件。人们并不认为“谁善意地自主占有一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物的所有权”与“谁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但非善意占有的除外”在含义上有什么区别，甚至人们认为下面的表述仅仅是方式上的不同，而含义也是一样的：“谁善意地自主占有动产，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但不满10年的除外”“谁善意地占有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但非自主占有的除外”。其实，上述不同的表述方式，均表明：善意、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三个要素是取得动产所有权的必要条件。立法者完全可以使用上述任何一种语言表述方式来立法。然而，罗森贝克一本正经地强调：“谁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但非善意占有的除外”与“谁善意地自主占有一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物的所有权”“这两种表述方法从语言上看表明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因为实体法在要件中对存在善意或者恶意有疑问时，在前一种情况下会作出有利于所有权的取得者的判决，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会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 。为何呢？罗森贝克没有说明，在他看来这是两者间显而易见的区别。其实，罗森贝克预先设定了 “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这种表述方式以特定的含义：非d 的举证责任由权利的否定者承担。因此，在罗森贝克看来，使用“但非善意占有的除外”就意谓着把善意与否的举证责任倒置给了权利的否定者，使用“但不满10年的除外”就意谓着把是否满10年的举证责任倒置给了权利的否定者。在罗森贝克的预设下，上述几种表述方式显然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思想”了。然而，这只是罗森贝克的语言用法，他强行规定了一种语言表述方式在含义上包含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作为一种个人语言，罗森贝克完全可以在其写书时用这种表达方式的含义区别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但是如果罗森贝克用这种所谓的语义上的差异来描述现行各国的立法者的立法用语的含义，显然有曲解的意味了。有一种可笑方式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就是各国的立法者均在罗森贝克的用法下重新表述立法语言（包括把举证责任分配的其它表述形式重述成罗森贝克推荐的上述形式），但这样一来，罗森贝克的用法就不是对立法者立法语言的描述，而是对立法语言的规范了。
罗森贝克谆谆教导人们从实体法规范中区分出权利产生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妨碍规范。因为这些不同语言形式的规范包含了立法者赋予的举证责任的不同分配规则。显然，罗森贝克想根据语言形式的区别来划分不同的规范，他把自己的形式划分依据看成是立法语言的准确描述，而不是规范立法者用语的强行规定。在罗森贝克看来权利妨碍规范是包罗了立法者关于举证责任例外分配的大全，可惜的是我国的立法者更喜欢直接用法条表述举证责任的例外分配，而不是用罗森贝克推荐的那种“含蓄”的表述方式。例如，“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而不是用下面这种古怪的方式来表达：“医疗机构侵权行为和患者损害后果产生患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的除外”。
罗森贝克根据语言形式的区别来划分不同的规范还遇到下面的困境：按照规范说，“有行为能力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属于权利根据规范，“无行为能力者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属于权利妨碍规范。莱昂哈德就指出：这两者含义相同，仅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喜欢选择哪一种表述方式而已。 罗森贝克对莱昂哈德的批评还不断狡辩。其实在我们看来，如果有个立法者在立法时用下面这种形式表述，不知罗森贝克还有什么办法来归类：有行为能力当且仅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在数学和逻辑上，“A当且仅当B”的含义是“如果A那么B,并且如果非A，那么非B”。“有行为能力当且仅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规范只能既是权利产生规范也是权利妨碍规范了。
罗森贝克规范说的理论缺陷还表现在：主张某种权利者所引用的法律规范对其事实要件的表述有可能是以否定的形式表述的，这时，要引用者承担特定的否定形式表述的要件的举证责任在一些情形下是不可能完成的或者不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否定形式的要件都无法举证）。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要件中，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的来源是犯罪构成的客观构成要件，究竟是让控方举证证明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来源”，还是让被告人举证证明“他能够说明财产来源”？再如，不当得利返还请求诉讼中，原告引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时，究竟是由原告对被告“没有合法依据”承担举证责任，还是由被告对其“有合法依据”承担举证责任？
罗森贝克规范说的理论缺陷还表现在：规范说运用到侵权法的损害赔偿诉讼中，特别是环境侵权诉讼、消费者权益诉讼、医疗纠纷诉讼和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诉讼等二十世纪后期大量出现诉讼时，反例似乎太多了些。因为按照规范说，主张损害赔偿的一方应该按照其引用的侵权法规范就下例事项举证：A.存在损害事实。B.加害人有过错。C.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D.加害行为具有违法性。而环境侵权诉讼、消费者权益诉讼、医疗纠纷诉讼和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诉讼等诉讼的大量判例和立法及司法解释均不按照侵权法规范分配举证责任，而是采取按照规范说来看是倒置的分配举证责任规则或者新设定了被告方免责事由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些都构成了罗森贝克规范说的例外情形。我们不认为这是罗森贝克规范说的严重缺陷，因为任何一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学说都存在例外，因为立法者会从一些社会价值（例如，保护弱者、举证方便、诉讼经济等）考虑，设定一些举证责任的特例规则，而且这些特例规则随着社会发展、价值变迁或者科技进步而发明了新的举证工具等也可能取消或者产生新的特例规则。因此，要想构造一种包罗万象、永恒不变、没有任何例外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从理论构造角度讲，例外规则越少越好。换句话说，理论的包容性越大越好。例如，举证责任的诉讼地位说主张：民事诉讼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在这个规则下，任何让被告举证情形都构成了反例。这种反例似乎太多了些。
然而有些学者不能容忍罗森贝克规范说在损害赔偿诉讼上的那些反例，他们从那些反例中归纳出一些举证责任分配学说：危险领域说；当事人与证据距离远近说；举证难易说等。这些所谓的“新说”的共同致命缺陷在于：它们适用于那些被归纳的诉讼事项时似乎很有说服力，一旦把这些学说泛化处理，使其成为一般性规则时，将无法适用到各种类型的案件中。例如，危险领域说适用到契约法时，问题多多。借款合同纠纷根本就不适用危险领域说，为此普霍斯不得不区分危险领域与非危险领域，非危险领域不适用危险领域说而仍然适用规范说。这样，危险领域说成为了规范说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何况由于危险领域概念无法明确界定，导致危险领域说即使作为规范说的补充学说，也是难以划定适用范围的。再如，举证难易说用来说明医疗纠纷案件中由医院承担其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时，似乎非常有说服力（其实举证难易说正是从这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中归纳出来的），但是一旦把举证难易说泛化：由举证容易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问题立即就呈现出来了：在刑事领域的强奸案、受贿案中，检察官的举证很困难，是否按照举证难易说让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的性骚扰案件中，能否因为原告举证很困难就让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此，我们同意何家弘、张卫平和陈瑞华三位学者的观点：“不能仅以举证困难为由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五、关于举证责任的法官自由裁量说
面对各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均有反例的现象，有些学者走入规则虚无主义的道路，主张：根据公平原则，综合当事人与证据距离远近、举证难易、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保护弱者、当事人对危险控制的可能性、利益衡量、错判概率的考量、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价值权衡等因素，由法官在诉讼中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
法官自由裁量说预设了任何法官都是圣人或者接近圣人，任何法官都能够根据公平原则在个案中分配举证责任，因此让法官在个案的举证责任分配时自由裁量是最公正的分配方式，能够有效地避免任何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例外情形，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
票据属于典型的流通证券，流通是票据的第一要义，也是票据的生命所在。因此，促进流通是票据法的最高原则。[1]而票据流通的实现则需依赖票据的不断转让，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或手段因而成为票据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依据传统票据法理论，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包括两种，一为背书转让，二为单纯交付（或直接交付）转让。[2]在我国，票据权利可以通过背书方式转让，这一点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均无异议。但是，票据权利能否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部门均存在争议，殊值探讨。
一、票据法理论上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一般认为，记名票据只能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则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当然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单纯交付与背书均能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力。
所谓以背书方式转让票据权利，是指票据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票据法规定的相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付给被背书人的票据行为。所谓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是指票据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不经背书而直接将票据交付于受让人的票据权利转让方式。也就是说，持票人不在票据或粘单上作任何文字记载，只需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将票据交付于受让人，即可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力。记名票据因有权利人名称之记载，票据的文义性特征决定了付款人只能向票据上记载的权利人付款，因此记名票据的转让过程必须通过背书在票据上予以体现，故而记名票据只能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本就不记载权利人的名称，谁持有票据谁就是权利人，因而转让时不必在票据上作任何记载，只需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持票即可行使票据权利，因此，无记名票据当然地可以单纯交付方式予以转让。
票据权利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两种方式的功能与特点各有所长。背书转让方式的优点在于票据权利人与债务人易于确定，有利于促进票据流通。首先，背书转让票据权利，要求转让人（持票人）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进行相关记载，背书记载的内容能够全面地反映票据转让的全过程，使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的各个环节在票据上清晰可见，只要背书具有形式上的连续性，持票人作为权利人的形式资格即可得以确定；其次，每一个票据转让人在背书时必须在票据或粘单上签章，使所有背书人的债务人地位一目了然，每一个背书人基于自己的签章对持票人承担担保票据承兑与付款的责任，保障了持票人之票据权利的实现，增强了票据的安全性，促进了票据的流通。但是，背书转让票据权利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因为持票人需要依据票据法规定进行背书记载，导致转让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必须符合法律对于背书记载事项的具体要求，才能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效力，稍有不慎则会导致背书行为无效，票据权利转让的效果则无从发生。相较于背书转让方式，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的方式也有自身的优势：因为不需要转让人在票据上作任何书面记载，只需以转让为目的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即可实现票据权利的转让，显然比背书转让更加简单、方便、迅捷。但也正因为每一次转让都不需要在票据上进行记载，票据的整个转让过程并不体现在票据上，每一个转让人因为不在票据上签章，其债务人地位无法依据票据记载加以确定，他们自然也就不承担担保票据承兑和付款的票据责任，导致票据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实现的保障性降低，票据的安全性也因而受到影响。而持票人权利实现风险的增加，无疑会削弱票据的流通性。
二、域外立法例关于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域外票据立法例，普遍承认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单纯交付票据与背书转让票据均为票据权利转让的有效方式。例如，根据《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第1款的规定，（注：《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第1款：“汇票，即使未表明开立给指定人，得以背书方式转让。”）“空白汇票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说明该公约对于空白汇票的转让同时承认背书与单纯交付两种方式，空白汇票既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转让。该公约第14条第3款更进一步规定，（注：《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4条：“如背书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得：……3．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汇票转让于第三人。”）空白背书的汇票可以不作背书而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于第三人。《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第17条（注：《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第17条：“如背书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得：……3．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支票转让于第三人。”）对于空白支票的转让，作出了与《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4条完全相同的规定，即如果是空白背书的支票，持票人就可以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支票转让于第三人。《法国商法典》第117条及第118条、（注：《法国商法典》第117条第1款：“所有汇票，即使未明确规定由指定人收款，均可依背书而转让。”第118条：“如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可：……3．不填写空白，也不再作背书，即将汇票交付第三人。”）《法国支票法》第13条及第17条、（注：《法国支票法》第13条：“指明付给某人的支票，不论支票上有无‘指定人’的明示条款，都可通过背书方式进行转让。”第17条：“如背书是空白背书，持票人可：……3．既不在空白处填写又不再背书而把支票交给第三人。”）《德国票据法》第11条及第14条、（注：《德国票据法》第11条第1款：“任何汇票均得通过背书转让，即使该汇票未明确载明可付于指定人。”第14条第2款：“如为空白背书，则持票人得：……（3）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背书而继续转让汇票。”）《德国支票法》第17条、（注：《德国支票法》第17条：“1．背书转让支票上一切权利。2．如为空白背书，则持票人得：……（3）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行背书而继续转让支票。”）《日本票据法》第11条及第14条、（注：《日本票据法》第11条第1款：“汇票虽未以指示证券开立者，仍得以背书转让之。”第14条第2款：“背书为空白背书时，背书人：……3．得不补充空白，也不背书，而将票据让与第三人。”）《日本支票法》第14条及第17条、（注：《日本支票法》第14条第1款：“记名式或指示式支票得依背书转让之。”第17条第2款：“背书为空白背书时，背书人：……3．得不补充空白，也不背书，而将支票让与第三人。”）《英国票据法》第31条及第34条、（注：《英国票据法》第31条第2款：“付与来人之汇票通过交付而流通。”第34条第4项：“如汇票作成空白背书，任何持票人得在背书人之签名上加注付与其本人之指定人或其他人之指示而将空白背书转变为特别背书。”）《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202条及第3－204条、（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202条第1款：“流通转让是使受让人成为持票人的票据转让方式。如票据为付与指定人者，加必要背书和交付票据即完成流通转让；如为付与来人者，交付票据即完成流通转让。”第3－204条第2款：“空白背书不指定被背书人，仅有一项签名即可。付与指定人的票据经空白背书可付与来人，且在未作特殊背书前，仅作交付即可流通转让。”）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注：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第1款：“汇票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无记名汇票得仅依交付转让之。”）《香港票据条例》第31条及第34条、（注：《香港票据条例》第31条第2款：“以来人为受款人的汇票，凭交付而构成流通转让。”第34条第4款：“倘汇票作成空白背书，任何持票人可将空白背书变成特别背书，即在背书人的签名上加注付与指定人，指明把汇票票款付与持票人或其指定人，或付与他人或其指定人。”）《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第12条及第15条、（注：《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第12条：“票据得以下述方式转让：（a）由背书人对被背书人作成背书并交付该票据；或（b）如前手的背书是空白背书时，则仅交付该票据。”第15条：“最后背书是空白背书的票据持票人得：……（c）按照第12条（b）项的规定（仅交付票据。作者注）转让该票据。”）《联合国国际统一支票法草案》第14条及第17条（注：《联合国国际支票法公约草案》第14条：“支票得以下述方式转让：（a）由背书人对被背书人作成背书并交付该票据；或（b）如开立的是来人支票或前手的背书是空白背书时，则仅交付该支票。”第17条：“最后背书是空白背书的支票，持票人得：……（c）按照第14条（b）项的规定（仅交付票据。作者注）转让该支票。”）都有相同的规定。
综观各国和地区立法例，均承认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效力，肯定背书与单纯交付均是票据权利的有效转让方式。但在具体规定上又存在差异。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规定票据转让方式包括背书与单纯交付两种，如《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及英国、美国、我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的规定：“汇票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无记名汇票得仅依交付转让之”就很有代表性；另一类则是德国、日本、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并不直接规定无记名票据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进行转让，而是在规定所有票据均可背书转让的同时，特别强调即使是无记名票据，也可以背书转让。《德国票据法》第11条的规定就很有说明意义：“任何汇票均得通过背书转让，即使该汇票未明确载明可付于指定人。”这一规定的意思当然是说，无记名票据既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另外，以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票据立法对空白背书的票据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均有明文规定，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2条第1款“空白背书之汇票，得依汇票之交付转让之。”以及《德国票据法》第14条“空白票据持票人可以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背书而继续交付转让”的规定即其适例。
通过对域外立法例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在具体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并无不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均规定票据权利的转让有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两种方式，记名票据必须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以及空白背书的票据既可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
三、我国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的法律规定及理论争议
我国《票据法》并未像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票据立法一样专门就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作出一般规定，而是在汇票制度中规定了汇票的背书转让，并在本票与支票部分规定了对汇票背书规定的准用。《票据法》第27条第1款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第3款规定，汇票权利的转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同时，分别在第80条、第93条规定了本票与支票的背书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法律规定。《票据法》对于空白票据及空白票据的转让没有作出专门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没有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一般规定，但其第49条就空白背书问题作出了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办法》既就票据的背书转让作出了一般规定，又分别就不同种类的汇票以及本票的背书转让作出了专门规定：其第27条规定：“票据可以背书转让……”；第63条第1款规定：“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汇票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第93条规定，商业汇票贴现时应当“作成转让背书”；第107条第1款规定：“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本票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但并未就支票的转让作出规定。
由上述规定可以清晰地看出，依据我国《票据法》现行规定，汇票与本票必须依背书方式转让，这是因为我国《票据法》不承认无记名汇票与无记名本票，汇票与本票仅限于记名票据，票据的文义性特征决定了其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转让，学界对此无异议。但是，关于支票的转让，只有《票据法》第93条有所规定：“支票的背书……，适用本法第2章有关汇票的规定……。”这一规定应当作何理解？是否说明支票转让必须像汇票一样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进行？学界对此的理解并不统一，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多数学者持肯定观点，认为我国《票据法》第93条明确规定支票的背书准用汇票背书的规定，而汇票背书无疑是对汇票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所以支票权利的转让也必须通过背书方式才能进行，因此背书转让方式是我国票据权利转让的唯一合法方式，我国法律并不承认票据单纯交付的转让方式，通过单纯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受法律保护。[3]甚至有学者专门撰文论证“我国票据制度未赋予交付转让的效力”，断定“我国《票据法》没有以单纯交付票据方式而转让票据权利的规定。”单纯交付的转让方式“有悖《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4]但是也有少数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票据法》并未规定收款人名称为支票出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是在第85条规定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这一规定说明我国《票据法》承认空白支票，而依票据法理论，空白支票当然可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进行转让。因此，票据单纯交付在我国也是合法有效的票据权利转让方式之一。[5]
四、我国司法实践对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的认定
立法的模糊与理论上的争议，必然导致审判实践的不统一。尽管我国票据立法对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的情形明显关注不够，但现实生活中，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的现象却大量存在，甚至可以说是票据实务中的普遍现象，因此产生的票据纠纷案件层出不穷。目前的审判实践中，多数法院认为，支票当事人有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4]例如，“李云锦诉北京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中，王玉明基于其与李云锦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单纯交付方式交付给李云锦由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签发的支票3张，李云锦提示付款时遭到银行拒付而向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追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08）丰民初字第02553号民事判决书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06381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对此案作出一二审判决，由出票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向李云锦支付3张支票的款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作为支票出票人，签发空白票据直接交付王玉明，之后王玉明将该票据以单纯交付的方式直接交付给李云锦，李云锦作为票据收款人合法取得票据，是票据的持有人，李云锦在请求银行付款遭拒时，有权向出票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主张票据权利。[6]可见，该判决认为支票的当事人有权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再如，“王世车诉派萌恒源（北京）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票据纠纷案”，[7]李增坤因支付石材欠款而直接交付给王世车由派萌恒源（北京）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发的空白支票一张，王世车提示付款时，银行以空头支票为由拒付，王世车向法院起诉要求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出票人以“我方与王世车没有业务往来，支票是我方为支付货款开给余文化的，由于其保管不善丢失了”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为：“票据为无因证券，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仅依票据上所载文义就可请求给付一定的金额。票据债务人如果认为持票人是由于欺诈、恶意或重大过失等不正当原因取得票据，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这也表明，法院认可支票当事人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行为的效力。另外，相关人民法院在审理“重庆海来科贸有限公司与沙坪坝区五金交电化工商行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二审案”、[8]“北京盛业广泽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诉北京文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案”、[9]“于占园诉北京启航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10]“佛山市王家建材店诉广州鸿达有限公司支票追索权纠纷案”[11]时，也都认为，支票出票人签发空白支票并交付之后，持票人可以不经补记而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该支票，依单纯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方式合法，享有票据权利。
五、我国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立法规范的完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行为的效力，理论界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票据法》并未赋予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但审判实践中针对大量而普遍的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做法，法院却并不认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大多认可票据单纯交付转让行为的效力，认为支票当事人有权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支票权利。理论与实践如此脱节，实非正常现象。究其原因，《票据法》规定的不明确与欠完善是主要原因。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票据法》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又应当如何完善这些规定呢？
笔者并不认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而是赞同审判实践中法院的做法。笔者认为，依据我国票据立法相关规定，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均是票据权利转让的有效方式。第一，我国《票据法》虽未明确规定票据权利得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但也并未禁止票据权利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或者说依据《票据法》现行规定并不能得出我国《票据法》不承认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效力的结论；第二，笔者的这一结论不仅符合票据法传统理论，也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的规定相吻合；第三，审判实践已经做了很好的尝试，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没有受到理论界的影响，而是依据《票据法》规定，作出了大量承认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效力的判决；第四，我国票据实践中大量存在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现象，说明票据当事人有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现实需求，理论界没有理由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固执地对《票据法》尚欠完善的规定作僵化的“纯理论性”理解。
我们应当做的是，深刻反思，并就《票据法》的完善建言献策。
首先，依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汇票与本票仅限于记名票据，必须以背书方式转让。但如前所述，《票据法》承认无记名支票，支票的转让因而有以下两种情况：如果支票上记载了收款人名称，则该支票为记名票据，自然须依背书方式转让；如果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的名称，被授权人也没有补充记载的，则该支票为无记名支票，当然可以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法》第84条在规定支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时，并没有包括“收款人”名称一项；第86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既然是“可以补记”，当然就意味着也可以不补记，如果持票人没有在支票上补记收款人的名称，则该支票为无记名支票，完全可以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予以转让。但是，这些内容应当由《票据法》以明文加以规定，我国《票据法》应当借鉴域外立法例的成功做法，设专门的条文就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作一般规定，肯定背书与单纯交付转让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就空白支票的转让方式作出专条规定，允许其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
其次，认为背书是我国票据转让的唯一方式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3款规定，持票人转让汇票权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同时又在第80条、第93条规定，本票与支票的背书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规定，这说明支票也必须以背书方式才能转让。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偷换概念之嫌。《票据法》第93条关于支票背书准用汇票背书的规定，本意应当是如果支票以背书的方式转让，其规则与汇票背书相同。而不是规定支票的转让方式准用汇票转让方式（因汇票必须是记名汇票，因而只能背书转让）的规定，因为无记名支票完全可以不以背书而以单纯交付方式予以转让。也就是说，如果以背书方式转让支票，则适用票据法对于汇票背书转让的规定（如此规定完全是为避免立法上的重复而采取的一种技术处理）；如果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支票，则无从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规定，因为单纯交付与背书属于两种不同的转让方式。
再次，《票据法》立法之初，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商业信用不高，出于安全性考虑，其第30条规定被背书人的名称是背书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不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这一规定对票据流通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9条对此作出了改变，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如果背书人在转让票据权利时，并未在票据上记载受让人的名称，即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这一行为同样有效；受让人若再行背书转让，则必须首先记载自己的名称于被背书人栏内；但受让人也可以不再背书而直接将票据交付他人以转让该票据，而由新的受让人在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这一行为同样有效。因为空白背书的票据，既可依交付转让，也可再依空白背书转让，或再依记名背书转让，还可更改为记名背书后转让。[12]由此可见，即使是记名票据的转让也有两种情况，票据的收款人转让票据权利，必须依背书方式进行；但是其他持票人则完全有可能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该票据。只不过承认空白背书效力的规范应当由《票据法》进行规定，而不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来规定。
论 举 证 责 任
温 跃 刁海峰
[摘要]本文对举证责任研究中几个通说观点进行反思研究后，澄清了围绕举证责任问题的一些混乱观念，提出重新回到以待证对象为中心研究举证责任分配的路径，并尝试性地提出一些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及其例外规则。
[关键词]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的转移 双重含义说 规范说 待证对象
举证责任问题是证据理论乃至诉讼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在我国，不仅在立法上疏漏颇多，而且多年来学界和实务界也争论不休。本文在阐述关于举证责任的观点之前，先驳斥有关举证责任问题上几个主流观点，以此作为阐述本文观点的学术背景。
一、关于谁主张，谁举证说
谁主张，谁举证说是个传统的学说，尽管其中被揉合进许多学者个人的观点，以显得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获得公认的标准学说，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学说（即不是狭义的举证责任：结果责任或说服责任），而是表述的是行为责任或推进责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抽象地讨论一下：如果把谁主张，谁举证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那么会出现何种理论困境？至于把举证责任分成结果责任或说服责任，与行为责任或推进责任这种双重含义说是否正确？留给后文讨论。
谁主张，谁举证说被我们抽象成如下含义：主张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则主张方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在诉讼中对主张者的否定也是一种主张，即相反的主张。
之所以说成是经我们抽象出的含义，是因为有些学者简单化地把主张方等同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和刑事诉讼中的控方，还有些学者错误地把“不利的诉讼后果”完全等同于败诉。众所周知，在诉讼中，主张的各种法律事实很多，有一些不完全与败诉相关，只是与一定的不利诉讼后果相关。何况败诉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法律概念，诉讼中如果存在几个诉讼请求，部分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或某个诉讼请求得到法院部分支持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对于这种案件后果来说，很难用败诉和胜诉来描述的。再说，诉讼中还存在一些争议的事实属于程序性事实，其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和认可只是产生程序上的法律后果，与败诉和胜诉无直接关联。
我们认为上面表述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存在如下理论困难：
（一）谁主张，谁举证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存在大量例外情形。行政诉讼中不适用，在民事特殊侵权诉讼中也不适用。在不断出现的新型侵权诉讼中，出于各种利益、因素等考虑，常常不是以谁主张来分配举证责任的。谁主张，谁举证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沦落为“一般性的举证原则”，从而允许各种大量例外的不断出现。我们认为这还不是“谁主张，谁举证说”的致命缺陷，要想寻找到没有例外的举证规则是不可能的，因为举证责任的立法分配本身就带有不规则性。问题是如果例外太多后，规则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二）谁主张，谁举证说的致命缺陷是：把否定者的否定也看成了是一种主张，也就是说，否定者针对主张者的主张提出的相矛盾的主张必须由否定者承担举证责任。
罗马法的法谚：“肯定者应证明，否定者不应证明”。被后来的学者们轻易地丢掉了后面半句，变成了“谁主张，谁举证”。
如果针对同一待证对象，否定者与主张者同时被分配了举证责任（注意：这里与举证责任转移说是有区别的，后者表述的是否定者在主张者举证得到法官心证后才产生举证责任，而不是前者和后者同时产生举证责任），那么，当主张者和否定者都不能使法官产生心证确信时，法官如何依据举证责任作出对哪一方不利的诉讼后果呢？
（三）“谁主张，谁举证说” 同时分配举证责任给否定者与主张者后，因此不得不把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看成是自己规则的例外，否则，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将无容身之地。由此可见，“谁主张，谁举证说”把自己逼进了一个很小的适用范围：民事诉讼中的一部分案件。
也许是看到了同时分配举证责任给否定者与主张者会导致上述理论困境，有些学者提出了举证责任的转移说。
二、关于举证责任的转移说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的抽象表述：主张者先负有举证责任，否定者不同时负有举证责任；当主张者通过举证使得法官获得确信的心证后，主张者的举证责任就免除了，举证责任这时转移到否定者一边，如果否定者这时不能通过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确信，否定者就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如果否定者能够通过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确信，那么否定者就免除了举证责任，这时举证责任又转移到主张者一边。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使得举证责任问题仅仅是一个决定由谁先来承担举证义务的规则，不是从头到尾都停留在一方当事人身上，只是当事人在事实调查的某个阶段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因而不是一次性和最终意义上的责任。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确实解决了“谁主张，谁举证”说带来的“否定者与主张者同时被分配举证责任”的理论困境，举证责任转移后，原先一方的举证责任得到了赦免。
举证责任转移的前提是主张者的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的确信。根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说，如果主张者的举证不具有高度盖然性，那么举证责任并不发生转移，而是主张者得到不利的诉讼后果。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的致命缺陷是：当举证责任由主张者转移到否定者后，否定者必须通过举证达到使得法官心证确信的程度，才能使得举证责任再次转移到原先的主张者那一边。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一旦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推翻了对方的证据，天平的指针就倒向这一方当事人，除非对方当事人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推翻了他的证据。”
我们认为，否定者举证的后果分为三种情形：（一）否定者通过举证达到使得法官心证确信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按照举证责任的转移说，举证责任再次转移到原先的主张者那一边。（二）否定者的举证使得法官认为其成立的可能性非常低，以至于不能动摇原先主张者给法官产生的心证确信，或否定者根本就没有举证。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举证责任这时在否定者这一方，否定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三）否定者通过举证没有达到使得法官心证确证的程度，但是，否定者的举证已经动摇了法官对原先主张者心证的确信程度，使得法官对原先主张者的举证不再确信无疑。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对主张者和否定者各自的主张均不再确信（即有些学者所说的真假不明的状态）。按照举证责任的转移说，举证责任这时并没有转移到原先的主张者那一边，这时应该由否定者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由此堕落成：谁否认，谁承担举证责任。在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下，当事人为了避免举证责任分配到自己一方，纷纷先行主张待证对象，包括先行起诉，刻意让对方处于否定者地位，以至于在出现真假不明的状态时让否定者承担举证责任，从而使否定者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还有一个缺陷是使得举证责任预先分配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因为预先分配的举证责任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先行的举证责任，由于先行举证时，否定者并没有开始举证（其主张成立的盖然性暂时还是0），因此先行举证者很容易获得法官心证确信，因此举证责任多数情况下就会转移到否定者一方。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的这个缺陷使得持规范说的人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如果不预先分配举证责任是不可想象的事，让举证责任在主张者和否定者之间来回转移实际上是取消了举证责任问题的理论价值，或者说是用证明标准问题代替了举证责任问题。关于举证责任的规范说，留给后文讨论。
在法律实务中，确实存在原告举证后，法官要求被告举证或者被告主动举证，然后原告再次举证的现象。如果这不是举证责任转移，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司法现象呢？有些学者，特别是举证责任规范说学者们给出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
三、关于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
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被我们抽象成如下含义：举证责任分为行为责任（或称：推进责任、主观的举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立证（举证）的必要性等）和结果责任（或称：说服责任、客观性的举证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证明的必要性、证明责任）。结果责任是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诉讼中是预先分配好的，并不随诉讼的进展发生转移；行为责任在诉讼中随着主张者和否定者的举证活动能否得到法官的心证确证而发生转移。
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的理论困境之一是：行为责任作为一种法律责任是否应该有法律后果？如果没有法律后果，显然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权利或行为状态，换句话说，行为责任的说法是对“责任”一词的误用。如果有后果，这种后果是什么？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不履行行为责任不用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但是如果在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下，不履行行为责任，其责任就是承受不利的诉讼后果，那么这种后果与其承担结果责任有何不同？如果二种责任的不履行后果相同（均是败诉或作出不利的事实推定），那么当人们说被告对这一待证事实承担的是行为责任，与人们说被告对这一待证事实承担的也是结果责任，还有什么区别？由于原告对某一待证事实在承担结果责任的同时，也承担着诉讼的行为责任， 由于这两种责任的后果均是相同的，因此，面对同一不利的诉讼后果，究竟是原告承担的是行为责任还是承担的是结果责任？还是两种责任同时都承担了？可见，双重含义说在具体的诉讼中出现不利诉讼后果时，无法区分当事人承担的是行为责任还是结果责任。
构造出双重含义说的目的就是要保持结果责任预先分配且在诉讼中不转移的情况下，来说明在法律实务中，原告举证后，法官要求被告举证或者被告主动举证，然后原告再次举证的现象。 把被告的举证权利表现出的举证行为现象称为行为责任，而且不履行这个责任也要承担与不履行结果责任同样的不利诉讼后果，那么必然也会出现一个问题：行为责任在什么情况下发生转移？如果行为责任发生转移的前提是：主张者的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的确信后发生行为责任转移。那么同样面临我们已经在前文对举证责任转移说进行的批判，因为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的原因之一是待证对象真假不明，此时负有行为责任的一方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而不是行为责任转移，由于双重含义说的许多学者都把真假不明作为结果责任的适用条件， 因此双重含义说面临无法区分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在适用条件上的差异的困境。为此，有些学者提出行为责任发生转移的较弱前提：先行举证的一方，不需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的确信，只是提供初步的证据就使得行为责任转移到另一方。我们认为该理论无法界定“初步的证据”的可信程度，使得举证责任变成与一开始就由否定者承担没有实质区别，该理论一旦成为“一般性举证规则”，就等于“谁否定，谁举证”。再说，如果先举证一方凭借“初步的证据”就使得行为责任发生转移，那么否定者能否也凭借“初步的证据”使得行为责任再转移到主张者一方呢？究竟发生多少次行为责任转移后，仅仅凭借“初步的证据”才不能使得行为责任转移呢？这个关键的仅仅凭借“初步的证据”不能使得行为责任转移的时刻，究竟是发生在主张方还是发生在否定方？我们认为，为了避免结果责任发生转移导致理论困境而构造出来的行为责任同样也面临发生转移条件的理论困境。
双重含义说还有一个缺陷：强迫否定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作出举证行为（承担推进责任），否则，法官就要作出对其不利的诉讼结果。我们认为，举证责任制度的价值之一在于赋予无举证责任的一方在一定情形下有权拒绝举证，而不用为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无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对方举证不能获得法官心证确信或对方根本没有举证的情况下，不必举证，其在对方举证获得法官心证确信的情况下的举证行为是其诉讼权利的表现， 不是由于其承担了推进责任或者行为责任，更不是由于推进责任或者行为责任转移到自己一方了，而是为了通过举证使得法官对有举证责任的一方的主张不予确信，从而使得法官可以根据举证责任的预先分配规则判令对方在待证对象上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四、关于举证责任的规范说
罗森贝克规范说几乎成为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和大陆学界在举证责任方面的通说。因此，我们准备用较多的篇幅讨论这个学说。
罗森贝克的规范说被我们抽象成如下含义：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诉讼中必须要通过主张一定的权利而得到支持，原告是否享有其主张的权利，关键在于其引用的实体法规范能否在诉讼中得到有利于其的运用，而有利于其主张的权利成立的实体法规范都规定了运用本规范必须具备的事实要件，这些事实要件就是原告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范围；被告在诉讼中对原告的抗辩是通过主张原告的权利不能成立或原告不享有其主张的权利而达到的，因此，被告在诉讼中就要引用相应的法律规范来与原告抗衡，而被告引用的法律规范也规定了运用本规范必须具备的事实要件，这些事实要件就是被告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范围。总之，“每一方当事人均必须主张和证明对自己的有利的法规范的条件” 。罗森贝克把诉讼看成是一方当事人运用一定的法律规范来确立某种权利，而另一方当事人运用一定的法律规范来破除这种权利的过程。
罗森贝克认为,“原告必须证明，其诉讼请求赖以存在的法规范的前提条件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也就是说，原告必须对权利形成规范的前提条件加以证明（附带对补充规范的前提条件加以证明），而被告则必须对其试图用于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法规范的前提条件加以证明，这里主要是指权利妨碍规范的前提条件、权利消灭规范的前提条件或权利排除规范的前提条件”。
如果权利否定者引证的是权利消灭规范，由于权利消灭规范是立法者规定的在权利产生后的权利消灭事由，正如罗森贝克所说：“权利消灭规范是以一个已经产生的权利为前提的，权利消灭规范的构成要件以早已在过去就存在的权利形成规范的构成要件为前提” 。因此，权利否定者对权利消灭规范的前提条件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权利主张者对权利产生规范的前提条件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权利否定者引证的是权利妨碍规范呢?这是罗森贝克的一个心病，他在他的《证明责任论》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自圆其说。按照罗森贝克的说法，“在权利形成规范的构成要件完全实现之前，权利妨碍规范的前提条件就必须依据存在，所以，人们可以说，两种法规范的前提条件在对权利的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同一时刻出现。” 权利妨碍规范与权利消灭规范的区别在于“相对之法规范不是与已经存在的法律后果对抗，而是与将要形成中的法律后果对抗” “根据我们的原则，权利妨碍规范的适用，要求其前提条件已经确认，所以，被告对此承担确认责任” “权利形成规范与权利妨碍规范的关系，可以用规则与例外的关系来说明。权利形成规范规定。在何等前提条件下一个权利或法律关系应当产生；权利妨碍规范的规范告诉我们，如果添加上一个或数个特定的要素，这个权利或法律关系例外地不产生。”
要看清罗森贝克关于其权利妨碍规范的理论意义，我们需要按照其思路走下去：设A是一诉讼中原告主张的权利，关于A权利的产生，有法规范B。B规定：如果a、b、c、d ，那么A权利产生。在罗森贝克看来，B规范就是权利产生规范，如果原告主张A权利，那么a、b、c、d这四个事实要件就应该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情况下，被告对a、b、c、d这四个事实要件均不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如果被告对a或b或c或d事实否认，只要仅仅否认就可以了，用不着对非a或非b或非c或非d的不成立的证明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如果这时原告不能证明a、b、c、d这四个事实成立（让法官心证确认），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将会被法官驳回。如果B规范被立法者表述为：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在罗森贝克看来，“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属于权利产生规范，a、b、c这三个事实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属于权利妨碍规范，被告对非d 这个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如果被告不能证明非d 成立，那么被告败诉。在罗森贝克看来，a、b、c，是使得A权利产生的规则，而非d是A权利产生的例外。
在被告引证权利妨碍规范时，罗森贝克实际上赋予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就非d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举证不能，原告所主张的权利不能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原告败诉。如果被告就非d举证不能，而同时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举证成功，那么被告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被告败诉。如果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举证不能，同时被告就非d举证不能，因为这时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并未获得法官心证确认，因此建立在A权利之上的原告诉讼请求A被法官驳回，原告败诉。
我们认为，罗森贝克的权利妨碍规范特设引发了一个立法语言的表述方式的含义问题，也就是说，罗森贝克的权利妨碍规范语言表述方式含义的研究和结论，究竟是对现行立法言语表述方式含义的描述还是规范？在很多人，包括很多立法者看来，“如果a、b、c、d ，那么A权利产生。”与“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在含义上是等同的，仅仅是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而已：二者均表达了a、b、c、d是A权利产生的必要条件。人们并不认为“谁善意地自主占有一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物的所有权”与“谁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但非善意占有的除外”在含义上有什么区别，甚至人们认为下面的表述仅仅是方式上的不同，而含义也是一样的：“谁善意地自主占有动产，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但不满10年的除外”“谁善意地占有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但非自主占有的除外”。其实，上述不同的表述方式，均表明：善意、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三个要素是取得动产所有权的必要条件。立法者完全可以使用上述任何一种语言表述方式来立法。然而，罗森贝克一本正经地强调：“谁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但非善意占有的除外”与“谁善意地自主占有一动产经过10年取得该物的所有权”“这两种表述方法从语言上看表明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因为实体法在要件中对存在善意或者恶意有疑问时，在前一种情况下会作出有利于所有权的取得者的判决，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会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 。为何呢？罗森贝克没有说明，在他看来这是两者间显而易见的区别。其实，罗森贝克预先设定了 “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这种表述方式以特定的含义：非d 的举证责任由权利的否定者承担。因此，在罗森贝克看来，使用“但非善意占有的除外”就意谓着把善意与否的举证责任倒置给了权利的否定者，使用“但不满10年的除外”就意谓着把是否满10年的举证责任倒置给了权利的否定者。在罗森贝克的预设下，上述几种表述方式显然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思想”了。然而，这只是罗森贝克的语言用法，他强行规定了一种语言表述方式在含义上包含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作为一种个人语言，罗森贝克完全可以在其写书时用这种表达方式的含义区别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但是如果罗森贝克用这种所谓的语义上的差异来描述现行各国的立法者的立法用语的含义，显然有曲解的意味了。有一种可笑方式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就是各国的立法者均在罗森贝克的用法下重新表述立法语言（包括把举证责任分配的其它表述形式重述成罗森贝克推荐的上述形式），但这样一来，罗森贝克的用法就不是对立法者立法语言的描述，而是对立法语言的规范了。
罗森贝克谆谆教导人们从实体法规范中区分出权利产生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妨碍规范。因为这些不同语言形式的规范包含了立法者赋予的举证责任的不同分配规则。显然，罗森贝克想根据语言形式的区别来划分不同的规范，他把自己的形式划分依据看成是立法语言的准确描述，而不是规范立法者用语的强行规定。在罗森贝克看来权利妨碍规范是包罗了立法者关于举证责任例外分配的大全，可惜的是我国的立法者更喜欢直接用法条表述举证责任的例外分配，而不是用罗森贝克推荐的那种“含蓄”的表述方式。例如，“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而不是用下面这种古怪的方式来表达：“医疗机构侵权行为和患者损害后果产生患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的除外”。
罗森贝克根据语言形式的区别来划分不同的规范还遇到下面的困境：按照规范说，“有行为能力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属于权利根据规范，“无行为能力者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属于权利妨碍规范。莱昂哈德就指出：这两者含义相同，仅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喜欢选择哪一种表述方式而已。 罗森贝克对莱昂哈德的批评还不断狡辩。其实在我们看来，如果有个立法者在立法时用下面这种形式表述，不知罗森贝克还有什么办法来归类：有行为能力当且仅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在数学和逻辑上，“A当且仅当B”的含义是“如果A那么B,并且如果非A，那么非B”。“有行为能力当且仅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规范只能既是权利产生规范也是权利妨碍规范了。
罗森贝克规范说的理论缺陷还表现在：主张某种权利者所引用的法律规范对其事实要件的表述有可能是以否定的形式表述的，这时，要引用者承担特定的否定形式表述的要件的举证责任在一些情形下是不可能完成的或者不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否定形式的要件都无法举证）。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要件中，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的来源是犯罪构成的客观构成要件，究竟是让控方举证证明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来源”，还是让被告人举证证明“他能够说明财产来源”？再如，不当得利返还请求诉讼中，原告引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时，究竟是由原告对被告“没有合法依据”承担举证责任，还是由被告对其“有合法依据”承担举证责任？
罗森贝克规范说的理论缺陷还表现在：规范说运用到侵权法的损害赔偿诉讼中，特别是环境侵权诉讼、消费者权益诉讼、医疗纠纷诉讼和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诉讼等二十世纪后期大量出现诉讼时，反例似乎太多了些。因为按照规范说，主张损害赔偿的一方应该按照其引用的侵权法规范就下例事项举证：A.存在损害事实。B.加害人有过错。C.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D.加害行为具有违法性。而环境侵权诉讼、消费者权益诉讼、医疗纠纷诉讼和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诉讼等诉讼的大量判例和立法及司法解释均不按照侵权法规范分配举证责任，而是采取按照规范说来看是倒置的分配举证责任规则或者新设定了被告方免责事由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些都构成了罗森贝克规范说的例外情形。我们不认为这是罗森贝克规范说的严重缺陷，因为任何一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学说都存在例外，因为立法者会从一些社会价值（例如，保护弱者、举证方便、诉讼经济等）考虑，设定一些举证责任的特例规则，而且这些特例规则随着社会发展、价值变迁或者科技进步而发明了新的举证工具等也可能取消或者产生新的特例规则。因此，要想构造一种包罗万象、永恒不变、没有任何例外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从理论构造角度讲，例外规则越少越好。换句话说，理论的包容性越大越好。例如，举证责任的诉讼地位说主张：民事诉讼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在这个规则下，任何让被告举证情形都构成了反例。这种反例似乎太多了些。
然而有些学者不能容忍罗森贝克规范说在损害赔偿诉讼上的那些反例，他们从那些反例中归纳出一些举证责任分配学说：危险领域说；当事人与证据距离远近说；举证难易说等。这些所谓的“新说”的共同致命缺陷在于：它们适用于那些被归纳的诉讼事项时似乎很有说服力，一旦把这些学说泛化处理，使其成为一般性规则时，将无法适用到各种类型的案件中。例如，危险领域说适用到契约法时，问题多多。借款合同纠纷根本就不适用危险领域说，为此普霍斯不得不区分危险领域与非危险领域，非危险领域不适用危险领域说而仍然适用规范说。这样，危险领域说成为了规范说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何况由于危险领域概念无法明确界定，导致危险领域说即使作为规范说的补充学说，也是难以划定适用范围的。再如，举证难易说用来说明医疗纠纷案件中由医院承担其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时，似乎非常有说服力（其实举证难易说正是从这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中归纳出来的），但是一旦把举证难易说泛化：由举证容易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问题立即就呈现出来了：在刑事领域的强奸案、受贿案中，检察官的举证很困难，是否按照举证难易说让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的性骚扰案件中，能否因为原告举证很困难就让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此，我们同意何家弘、张卫平和陈瑞华三位学者的观点：“不能仅以举证困难为由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五、关于举证责任的法官自由裁量说
面对各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均有反例的现象，有些学者走入规则虚无主义的道路，主张：根据公平原则，综合当事人与证据距离远近、举证难易、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保护弱者、当事人对危险控制的可能性、利益衡量、错判概率的考量、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价值权衡等因素，由法官在诉讼中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
法官自由裁量说预设了任何法官都是圣人或者接近圣人，任何法官都能够根据公平原则在个案中分配举证责任，因此让法官在个案的举证责任分配时自由裁量是最公正的分配方式，能够有效地避免任何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例外情形，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