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办法

上一篇: 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
下一篇: 包头市南海子湿地自然保护区条例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市绿化隔离地区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落实绿化隔离地区的各项建设任务，根据市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意见》（京政发〔2000〕12号）和有关文件精神，结合绿化隔离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实现绿化。鼓励在绿化隔离地区发展各种经济林、苗圃、花卉、草皮、多年生木本饲草，以及其他类型的绿色产业和露天水面等。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绿化，其标准必须达到大环境绿化规划和各项技术指标的要求。速生丰产林成材后，可按一定比例
采伐出售，采伐后必须及时补种。
第三条 对在绿化隔离地区内进行绿化的，市财政按每0．067公顷（亩）5000元标准给予补助，开始绿化时拨付补助费的50％，全部绿化并经验收合格后再拨付余下的50％。同时，从绿化后的第二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每0．067公顷（亩）按120元的标准拨付养护
费。各有关区（县）、乡（镇）、村要根据情况，对被拆迁的地上建筑物及青苗损失等给予一定补偿，具体补偿项目、标准和时限，由各区（县）、乡（镇）、村自定。
第四条 对经营性的绿色产业项目，其绿化建设用地面积在6．67公顷（100亩）以上的，允许有3—5％的土地用于与绿地相适宜的建设项目，但不得搞房地产开发和任何工业项目。此类项目的建筑物高度要严格限定在2层以下（不高于9米）。
第五条 对超出区（县）审批权限的经营性绿色产业项目，由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指挥部组织有关部门采取“一条龙”方式审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独资兴办的经营性绿色产业项目，免收各种审批费用。
第六条 在绿化隔离地区建设中，要稳定土地承包政策，原则上不改变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如农户违反合同规定，私自将其承包的土地转租他人的，集体经济组织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收回土地进行统一发包。各级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要加强教育和管理，使农民按绿化隔离地
区建设规划的要求进行各类绿色产业的生产和经营，通过家庭承包、股份合作等形式加快绿色产业的发展。
第七条 各级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加快绿化隔离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绿化隔离地区的大市政设施建设由市政府统一安排和落实，区（县）、乡（镇）、村负责新村小区配套设施的建设。
第八条 新村建设用地，须经过规划和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其用地面积不得突破原有农民宅基地面积。对农民宅基地用于新村建设的，一律征为国有建设用地，不再进行货币补偿，实行土地无偿划拨使用和政策性补偿。划拨土地的使用权属于新建住宅楼的产权人，可以申领房屋所有权
证。
第九条 新村建设主要采取农民合作建房的方式，也可由集体经济组织引资开发进行建设。采取合作建房的，原则上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组建住宅合作社，并作为业主单位对本行政村的新村建设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开发，按有关规定实行工程招标，确保工程质量。有关区（县）政府要
加强对住宅合作社的指导和服务。
第十条 在农民自住房建成的前提下，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开发建设部分商品房上市出售，所得收入全部用于补偿拆迁、新村建设及绿化建设，所缴纳的地方性税款由市、区（县）财政通过安排支出拨付给乡（镇）政府财政，用于新村建设和绿化补偿。建设农民自住房屋和上市出售的商
品房的比例为1∶0．5。集体经济组织上市出售的商品房须事先办理相关手续，经批准后上市出售。
第十一条 农民按建安造价购买自住房的，其被拆迁的原有平房的补偿标准由行政村自定。在农民原有住房拆除的前提下，购买自住房的建筑面积按人均40至50平方米计算，或按现有正式住房1∶1的面积计算，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购买标准。紧邻市区并以城镇居民为主体
的乡镇，还可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进行房屋拆迁，具体办法由当地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自定。新村建设一般以多层建筑为主，在不突破农民原有宅基地占地面积80％的情况下，农民可建设自住的单体二层或三层小楼，但不能申领所有权证。
第十二条 允许农民将自住房的购买权部分或全部有偿转让。转让人或受让人必须按住宅合作社的有关规定，足额交纳转让人应付的建房款，并签订转让人原有住房拆除的合同后，双方才可签订转让合同。转让和受让双方须到指定的房地产交易中介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三条 对不愿意出资购买新建住宅楼的农民，须搬迁到指定的绿化隔离地区以外的远郊区（县），由原行政村按其现有正式住房（地上部分）的实际价值予以补偿；同时，按每人1万元的标准发放搬迁安置费。接收迁入的乡（镇）要按当地农民的宅基地用地标准安排建房用地。
第十四条 凡居住在行政村内有正式住房并是当地户口的城镇居民，其合作建房的义务和权益与农民一样；有正式住房但户口不在当地的，参与合作建房后自住房面积为当地农民的50％。
第十五条 金融机构要对新村建设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新村建设在4年内完成的，市财政将对启动资金贷款给予贴息。贴息的贷款规模按进行新村建设的行政村实有人口计算，每人1万元。市财政对贷款的贴息时间按两种情况区别对待：乡（镇）、村按1∶0．5的比例建设自住房
和商品房的，贴息时间为6个月；完全只建农民自住房屋的，贴息时间为24个月。对不使用贷款进行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的，市财政给予相当于上述贷款利息额的资金补贴。
第十六条 从今年4月1日起至新村建成前，在规划确定的绿化隔离地区内，公安部门停止办理居民的迁入审批手续。各有关单位和部门不得新批宅基地用地，农民也不得在原宅基地上建房。
第十七条 鼓励农民发展适合首都经济特点的第二、第三产业，规划部门要按照集中发展的原则，安排相应的发展用地。
第十八条 对不宜在绿化隔离地区发展的企业，原则上都要搬迁到指定的远郊区县工业区和乡镇工业小区，搬迁企业应当在迁入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并在迁入地纳税。接受迁入企业的区县要在合理确定用地规模的基础上无偿提供企业用地。企业也可自行选择迁入地。搬迁
企业的建设、经营、用人用工由企业自主决定。不宜在绿化隔离地区开办的市场及个体工商户也应根据要求迁入其它地区进行经营。
第十九条 加大搬迁企业重组转制力度。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企业改制工作的指导和服务，加快审批速度，集中办理有关手续并免收各种费用。
第二十条 鼓励绿化隔离地区的农民以各种方式到远郊区县从事各种产业的生产经营，并享受与当地农民同样的政策优惠。
第二十一条 对绿化隔离地区内由开发建设单位和其他部门代征的绿地，按管理权限，分别由市、区（县）两级规划、建设和绿化部门负责，督促建设单位按规划要求在3年内完成绿化。对不能按期完成绿化的单位，要依据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制定具体处罚办法，由相关部门和所在
区县政府负责监督实施。
第二十二条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批转首都规划委办公室关于实施市区规划绿化隔离地区绿化请示的通知》（京政发〔1994〕7号）精神，经批准进行试点的单位，继续执行原有政策。但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绿化建设的实施步伐，确保3至4年内全面完成规定的绿化建设任务
。



2000年3月29日
公民与法官：“委托与代理”关系

龙城飞将


　　一旦法律的执行转移给专门的官员，司法真正地独立了，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独立后的司法机构能不能提供优质的“公平”产品？能不能生产出真正的“正义”？当他们向社会提供了“负公平”和“负正义”时，社会应当怎么办？如何保证这些官员的活动是为了受害者的利益？在法律专业团体的目的与社会公众利益不同时如何保证他们在裁决时坚持社会公众的利益优先？

　　在非常简单的熟人社会中，根据人们的生活背景和习俗，那些“中间人”，“裁断者”，或者，如果能称之为“法官”的话，尽管他们的诉讼程序十分简单，没有固定的诉讼法，他们总是容易从公理和习惯法出发，从对彼此生活条件、习性的了解中很快地找到事实的真相。

　　但在分工发达，人员高度密集，人们彼此并不熟悉的情况下，法官并未经历引发争执的事件，也不在当事所处的环境与氛围中，他如何能够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

　　换句话说，现在的问题是，假定法院和法官已经争取到自己的独立权利，例如，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法院和法官的行为如何能够让人们相信，他们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信息经济学上的“代理问题” 。

　　2003年7月13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出了这样一个案例。在深圳，有一个人是公司的经理，主管工程，他召集几个包工头，即国外通常所言之工程承包商，让他们伪造证据，召集一批人作为原先自己公司的员工，与自己所在的公司进行劳动纠纷诉讼，索要公司“拖欠的工资”150多万元，导致本公司败诉。这些“员工”胜诉后拿到钱后又转给了他本人。后来，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报案进行刑事侦察，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后来，法院判决他负刑事责任，同时没收他已经拿到的黑钱。

　　发生在2001年广东省肇庆四会的一个案件也同样发人深省。一个人诉另一个人欠款，有书面的证据。被诉的人答辩说，自己是被胁迫之下写的欠条。法官让被诉人就被胁迫举证，被诉人做不到。因为胁迫的一方不可能写一张字条向法庭证明自己是胁迫另一方的，所以被诉人不可能举出被胁迫的证据。我们的证据规则是，证据要让对方承认，谁见到承认自己胁迫别人的？结果，法官判决被诉人败诉，而被诉人感到委曲，难以承受这个判决。案件进入执行阶段，被告一对老夫妇在法院门口喝农药自杀。后来公安机关介入，经过侦察，发现事实的真相确实是被胁迫。 随后，审判这宗案件的法官莫兆军被捕，涉嫌罪名是玩忽职守。

　　《南方都市报》记者就此前往被捕莫兆军工作单位四会法院和主办莫兆军涉嫌玩忽职守案的四会检察院采访，双方意见泾渭分明、截然相反。四会法院一负责人认为，法官判案看的是事实，依照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张氏夫妇败诉完全是因为证据不足，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莫兆军法官当时依照双方举证下判，行为是不构成违法的。而且该案是否错案仍未有结论，上级法院对此至今没有定论。

　　四会检察院一负责人认为，莫兆军在办理该案过程中的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告人已多次强调借条是受胁迫写的，但莫对此没有充分重视，并不进行全面调查，而且不将审判情况向领导汇报，导致错误判案，令张氏夫妇因感冤屈而自杀 。

　　也许，法官是由于内部的管理机制不得不这样做，也许关于法官管理的一些内部规定冲淡了法律在此对法官裁决行为的要求，总之，法官在表面上是依据诉讼法，或者关于法的解释，或者关于法官管理的内部规定做的。

　　从法的精神和法所要维护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不可能说法官的做法是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但是，从法官管理的内部的实际的运作机制来说，他又是对的，他是按照与他最近的一级的文件或官僚的指示和要求这样做的。所以，法官的体制不可能把他的判决作为错案，虽然，他们在许多情况下知道这是冤案。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样的判决，对他自己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要彻底地查明事实真相，可能会给他本人带来更大的麻烦。比如，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自己增加了工作量，或者自己力不能及。

　　实体法和诉讼法的主要目的都是查明事实，而不是想让社会上多一些上面列举的“冤案”。但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却是十分容易使得这一类案件实际上不太容易查明事实。具体说来，在上面这两类案例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的因素使得真正的案情最终水落石出的话，事实真相就被永久地掩埋了。

　　因此，我们经常听到有法官和律师这样解释，“我知道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但是证据所能证明只能是那样的，所以不得不做出那样的判决”。有时候，他们还用“真正的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这句习惯用语来为上述的判决做解释。

　　诚然，我们可以承认，真正的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但不能说这两者没有关系。在案件中，真实的事实已经发生过了，不能重演，人们只能根据证据来“再现”当时的情景，来表现真实的事实，所以，这两者的关系，是哲学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真实的事实是绝对真理，法律的事实是依据证据证明的真实事实，是真实事实的再现是相对的，因而是相对真理。搜集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就是要使分散的证据串起来，证明当时绝对发生的事件。所以，真实事实与法律事实不可以绝对地分离，割裂。

　　同样，我们应当承认，真正疑难的案件是少数，大量的是案情并不十分复杂的普通案件。一般来说，法官面临的案件分为两类：一般性简单案件和特殊性的复杂案件。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用的方法，法官投入到这些案件上的劳动，可以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是不需要经过太多的专业训练即可以从事的工作，复杂劳动则需要较高的技能和知识，以及经验。复杂劳动可以折合为倍加的简单劳动。古时候的中国，行政官僚集侦查、检察和审判职能于一身，他们在并非十分专业，绝对没有今天刑侦技术高明的情况下尚能办理普通的案件，有时甚至能够解决复杂的案件，比如黑包公和狄仁杰。相形之下，如果使得某一类案件长期不得依照事实与法律判决，如果法官和律师明明知道又长期使得法庭认定的事实远离真实的事实，未免难以向社会作交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