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国家物价局关于统一调整涉外和涉港、澳、台、华侨婚姻登记手续费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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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国家物价局关于统一调整涉外和涉港、澳、台、华侨婚姻登记手续费标准的通知
民政部、国家物价局关于统一调整涉外和涉港、澳、台、华侨婚姻登记手续费标准的通知
1989年3月14日，民政部、国家物价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物价局（委员会），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物价局（委员会）：
自一九八三年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对涉外和涉港、澳、台、华侨的婚姻登记收取手续费以来，各地收费标准不一，加之涉外和涉港、澳、台、华侨的婚姻登记工作量越来越大，有的当事人所持的外文婚姻状况证明需要翻译，开支较大。因此，我们决定统一调整涉外和涉港、澳、台、华侨婚姻登记收费标准，同时，由民政部统一印制上述证件。调正后的标准如下：
一、涉外（指中国公民与外国人或外籍华人，来华外国人之间）结婚登记或复婚登记手续费标准为每人四十元（包括证书费，下同）。
二、内地公民同港、澳、台、华侨结婚登记或复婚登记手续费标准为每人三十元，离婚登记手续费为每人四十元。
新收费标准与新证件同时于五月一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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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调解中的几个误区
作者：王小卫（辽河油田法院）
一、自愿原则与“应当先行调解”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就是民事诉讼调解中所要遵循的自愿原则。虽然在实践中对自愿原则的贯彻很不彻底，但该原则所蕴含的以当事人的合意作为调解制度的本质属性及正当化的基础，使该原则成为调解制度的核心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16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则》）细化了自愿原则，明确规定了当事人有决定是否调解的自愿，有决定调解开始时机的自愿，有选择调解方式的自愿，有是否达成调解协议的自愿，有决定调解书生效方式的自愿，等等。相对于民事诉讼法，该规定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仍不足以保证自愿原则真实、彻底的贯彻和实现。
1，民事调解总是建立在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全部或部分放弃的基础之上。没有当事人对其权利和利益的放弃就不存在民事调解成功的可能。而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放弃，必定会产生相应的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法律效果。而放弃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当事人对其放弃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否清楚明了，就对当事人在民事调解中“自愿”的真实性打上了疑问。虽然《调解规则》里罗列了不少表现当事人在民事调解中“自愿”的形式，但并不能保证当事人在不知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放弃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自愿”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果忽略自愿的真实性这一问题，就等于是放任在形式上表现为自愿，而在实质上存在不自愿情形的发生。自愿的真实性建立在对当事人自愿接受约束其诉权和放弃其实体利益的法律后果的明知上。如果当事人对其“自愿”约束诉讼权利放弃实体利益的法律后果并不清楚，则在此情形下所谓的“自愿”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不是法律所应认可的自愿。由此达成的调解协议是不公正的。但由于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对立性，其相互之间提示对方行为的法律后果缺乏动力。而作为调解主导者的法院则有保障当事人自愿真实的责任和义务，应当在当事人放弃自身权利和利益或增加自身负担时告知其这一行为可能的法律后果，然后征询当事人是否仍坚持放弃权利和增加负担的行为。若其仍坚持则可认定当事人对这一调解行为的自愿是真实的。
2，有人认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第14条有关“应当先行调解”案件的规定，体现了法院强制调解的精神，破坏了调解的自愿原则，这其实是对自愿原则的曲解。民事调解中的“调解”一词的内涵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1]《调解规则》中体现的随时调解精神，使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选择不同类型诉讼程序的权利。在当事人没有主动提出调解时做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工作，使双方当事人明确表态自愿同意或不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活动。即对当事人选择不同诉讼程序（开庭审理或进行调解）的认知的调解。[2]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同意调解后做调解工作。故，动员当事人同意进行调解也应属于法院调解工作的范畴。在当事人未主动要求调解时，法院就不能主动进行调解，显然是对人民法院调解内涵的一种错误理解。调解的启动和进行一样都应属于法院进行民事调解的范围。对调解的启动、进行完全可由法院掌握和主导，但对最终的调解结果则必须由当事人自愿达成合意才不违背调解的自愿原则。换句话说就是当事人对民事案件的调解自始至终具有否决权，随时可以对法院的调解工作和进程说“不”。但是这种绝对的体现自愿原则的否决权并不具有禁止法院进行调解努力的功能。同时，否决是对调解内容的否决，没有内容就缺少行使否决权的前提和基础，即先有调解的启动、过程和内容然后才有否决权的行使。所以可以说《简易程序规定》第14条规定的法院“应当调解”的强制性规定并不与调解的自愿原则相悖。法院主动调解并不违反调解的自愿原则。“应当调解”实质是对“调解”内涵的补充、扩展和完善。
二、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与“和稀泥”
1，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而事实上，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民事调解，并不具备民事调解的价值取向。对事实已经被查清、是非已经被分清的案件进行调解在一方为单纯的权利享有者而另一方为单一的义务承担者时，是对权利享有者的合法权利利用司法权威强制剥夺的行为，同时也是对义务或责任承担者应当承当义务或责任的一种司法放纵。即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调解，是损害了权利者的权利而消减了责任者的责任。这明显地违反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其本质特征在于拥有权利享有期待利益的当事人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以保证对民事责任和义务承担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削减，即以损害合法权利和期待利益为条件而去保护依法不应予以保护的责任和义务的承担。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此时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得以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故对已经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权利义务单一的民事案件，法院不应积极主动的进行调解，而应及时判决，以保护权利者的权利最大限度的实现和义务承担者的义务最大限度的履行。当然在权利者主动放弃权利要求调解时例外。
2，对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案件进行民事调解，实质上是以法院或法官的讼利益取代了当事人的诉讼利益，是本末倒置之举。不可否认，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积极开展调解工作，具有自身利益的考虑。比如经济节约，避免上诉，完成管理目标，获得经济奖励等。对一名法官而言，民事案件的调解结案较之判决结案具有更大的个人利益。调解结案的案件几乎可以避免一切对法官个人利益不利的内部管理规则。而判决结案的案件则对法官的个人利益随时随处都存在着威胁。所以在法官本人的个人利益和当事人的利益之间，法官通常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积极促进和采取保全个人利益的途径或方式来解决民事案件，而并不顾及当事人的利益。另外，一般情况下法官在民事案件中的个人利益的价值明显要小于当事人的诉讼价值。比如在一起承包合同案件中，被告拖欠原告承包款30万，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法官为了提高调解率而做工作让原告接受被告支付25万元的协议。而法官提高调解率的个人利益在于完成法院内部管理所确定的一定的调解率可得数千元的经济奖励。以法官个人数千元，甚至是数千元的几十分之一的经济利益而剥夺当事人几万元的诉讼期待利益，明显是不合理的。
3，“和稀泥”在民事调解中具有正当性。自愿原则将法院对民事案件调解的实质限制在对当事人诉讼和解的促成上。即法院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只是促成了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和解，故和稀泥之说其实并不真正存在。所谓的“和稀泥”之说，只是单纯的强调了法院对民事案件调解过程的主导，而忽视了当事人对民事案件最终调解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当事人对最终调解协议的认可，必然是建立在对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责任划分的评判基础上的。所以对当事人而言，不管调解的形式、结果如何，都不存在所谓“和稀泥”的情况。因为当事人所能接受的调解结果是以其认可的事实和责任为基础的。对于当事人双方认可的事实和责任，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或侵犯第三者利益的情况下，法院又有什么权利拒绝认定呢？而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和法院均认可的事实和责任基础之上的调解结果又怎能说是“和稀泥”呢？所谓的“和稀泥”的调解方式的正当性还体现在：[1]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权利义务单一的案件不具有调解的价值取向（前文已有论述）。而重大复杂，事实难以查清，责任难以区分，权利义务交错的案件才具有调解的价值取向。对重大复杂的案件无须查清事实区分责任，即可通过调解工作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从而免去当事人诉讼之累，减轻法院分析判断之难，属双赢结果。不是当事人之间的双赢，而是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双赢。[2]对事实没有查清责任尚未区分的案件进行调解，并不意味着调解工作缺乏事实和责任认定的基础。只不过是把民事审判中法官对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与责任的区分在调解中转化到当事人身上而已（真正体现调解的自愿原则）。而当事人是民事案件纠纷发生时的亲历者，可以说他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责任义务的区分较之于法官依据证据所认定的法律事实更接近于案件的客观事实。所以说调解只要能保证当事人真正的自愿，即能在较为客观的事实基础上进行。而非“和稀泥”论者所想当然的缺乏事实基础。[3]从事实和结果的关系来看，在民事诉讼中事实决定结果，即有什么样的事实将产生相应的结果。法院经开庭审理认定的事实导致判决结果的形成，而调解中，当事人对事实的自我认定，则产生调解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当事人在民事调解中能产生合意达成一致，则意味着当事人双方各自对案件事实的自我认识是相当接近或基本达成一致的，否则就没有事实认定上的一致和表现在结果上的合意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建立在其共同基本认可的事实基础之上的。而对于当事人互相认可的事实，法院在诉讼程序中予以认定，则是有法可依的。
三、民事调解与目标管理
1，目标管理的概念源于美国管理专家杜拉克于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一书。其精髓是让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订，在工作中实行“自我控制”，并努力完成工作目标的一种管理制度。目标管理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在企业管理领域，它要求管理者对实现目标的手段要有相应的控制权力，并不宜过份强调定量指标而忽视定性的内容，并要根据多变的环境及时调整目标。而民事调解则需要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加，调解的进行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调解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双方当事人意志的同一，法官仅对调解的启动、进行和结果起一定的引导作用，并不具有对调解结果的控制能力，故，目标绩效管理并不适合法院对法官民事调解工作的管理。
2，将民事调解率纳入目标管理的范畴，实质是强化了法官个人利益对民事调解的干预。因为调解比判决更符合法官的切身利益。民事诉讼中的调解者即法官，在对具体纠纷的解决持有自己的利益时，往往可以看到他为了使当事人达成调解的合意而施加种种压力的情况。使法官在引导调解并促成调解成功的努力中蒙上过于浓重的个人的功利色彩。
3，调解被部分当事人所利用，成为其达到不法目的的手段和帮凶。在法院将调解率纳入目标管理的范畴时，内部管理对法官调解率的要求通常会被当事人利用，进行恶意调解。部分当事人抓住法官急于通过调解结案以提高调解率，从而达到目标管理对调解率要求的心理，借助法官的调解达到拖延诉讼时间、减轻责任、逃避义务的目的。如在一起雇佣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包工头对拖欠某农民工工资的事实和数额毫无异议，只以暂无力偿还为由积极鼓动主审法官进行调解，要求原告答应其延期还款和减少数额的要求。原告在法官的努力工作下，并为了能尽早得到被告所许诺的工资，无奈接受了被告的条件，在法官的主持下与被告达成了调解协议。而在调解协议约定的还款时间被告并未按期付款，待原告申请强制执行时，被告已经不知所踪。由此可见，纳入目标管理体系的民事调解，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和预期利益的获得，不具有可行性。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劳动力市场条例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８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11月26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劳动力市场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通过劳动力市场招用人员、择业求职以及从事有关职业介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劳动力市场，是指在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管理与监督下，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实行劳动力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劳动中介服务场所。
第四条 劳动力市场运行应当遵循公开、平等、竞争、公正服务的原则，促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双向选择和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
第二章 职业介绍机构
第五条 劳动行政部门和具备条件的行业管理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经过批准，可以开办职业介绍机构。
第六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业务范围和章程；
（二）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和相应的办公设施；
（三）有相应的开办资金；
（四）有一定数量的熟悉劳动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的专职工作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可以设立综合性的职业介绍机构，由本级人民政府审批。
企业事业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公民个人设立职业介绍机构的，须持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有关资料和书面报告，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申请，经审查批准，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并到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职业介绍许可证》由省劳动行政部门统一印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借、转让、涂改、倒卖和伪造。
第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提供下列服务：
（一）对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进行求职、用工登记；
（二）为求职者提供用人信息、求职咨询和介绍工作单位；
（三）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资源信息和咨询服务；
（四）组织劳动力供求双方洽谈；
（五）向社会公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
（六）指导建立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介绍工作。
第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向劳动者介绍职业状况和求职方法；帮助用人单位正确选择招聘方法和执行国家规定的招聘标准。
第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求职提供帮助，保障其合法就业权利。
第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在职业介绍活动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劳动政策，不得随意扩大业务范围；并按照省财政、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项目、标准，收取中介服务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胁迫、欺骗等手段进行非法劳务中介活动。
第三章 择业求职和招用人员
第十二条 凡年满十六周岁、有劳动能力和求职要求的城乡劳动者，均可进入劳动力市场择业求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劳动者择业求职，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
第十三条 择业求职的劳动者到职业介绍机构办理登记手续，应当持本人身份证件，并按照要求提供其他有效证件。
从事特殊工种的求职者，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四条 农村劳动者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择业，劳动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服务，方便其就业。
第十五条 国外、境外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外，还必须到省劳动行政部门申领就业许可证。
第十六条 招用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必须面向社会、公开招收、择优录用。用人单位可以自主确定招用人员数量、方式和条件。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凭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到职业介绍机构进行登记。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招用简章必须如实介绍本单位的性质、地址，公布招用人员的工种、用工形式、工作期限、工作条件、工资和劳保福利待遇等基本情况。
用人单位不得招用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人员在特殊工种岗位就业；不得以招用人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与被录用人员依法确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
第二十条 择业求职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力市场各项规定，共同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力市场的主管部门，对劳动力市场和各类职业介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冠以省名的职业介绍机构，由省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管理，并到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其他单位和个人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管理，并到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第二十三条 公安、工商行政、财政、物价、税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劳动行政部门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变更 、停办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提前一个月向原申请批准的劳动行政部门申报，由劳动行政部门批准。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还应当按照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 刊播招用人员广告，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执法证件，秉公执法。
第二十七条 劳动力市场的职业介绍活动应当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于职业介绍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未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而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由劳动行政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非法印制、倒卖或者伪造《职业介绍许可证》以及其他有关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予以没收，并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超出职业介绍许可范围从事职业介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其非法所得，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直至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超出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的，除由财政、物价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外，劳动行政部门可根据情节轻重，责令其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以胁迫、欺骗等方式进行非法职业介绍活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由劳动行政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在职业介绍活动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擅自介绍和招用国外、境外人员就业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不如实介绍用人单位情况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按每招收一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对未按规定刊播招工、招聘广告的单位和个人，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广告法》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三条 劳动行政部门和职业介绍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人才市场的管理，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劳动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作者：王小卫（辽河油田法院）
一、自愿原则与“应当先行调解”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就是民事诉讼调解中所要遵循的自愿原则。虽然在实践中对自愿原则的贯彻很不彻底，但该原则所蕴含的以当事人的合意作为调解制度的本质属性及正当化的基础，使该原则成为调解制度的核心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16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则》）细化了自愿原则，明确规定了当事人有决定是否调解的自愿，有决定调解开始时机的自愿，有选择调解方式的自愿，有是否达成调解协议的自愿，有决定调解书生效方式的自愿，等等。相对于民事诉讼法，该规定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仍不足以保证自愿原则真实、彻底的贯彻和实现。
1，民事调解总是建立在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全部或部分放弃的基础之上。没有当事人对其权利和利益的放弃就不存在民事调解成功的可能。而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放弃，必定会产生相应的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法律效果。而放弃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当事人对其放弃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否清楚明了，就对当事人在民事调解中“自愿”的真实性打上了疑问。虽然《调解规则》里罗列了不少表现当事人在民事调解中“自愿”的形式，但并不能保证当事人在不知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放弃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的“自愿”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果忽略自愿的真实性这一问题，就等于是放任在形式上表现为自愿，而在实质上存在不自愿情形的发生。自愿的真实性建立在对当事人自愿接受约束其诉权和放弃其实体利益的法律后果的明知上。如果当事人对其“自愿”约束诉讼权利放弃实体利益的法律后果并不清楚，则在此情形下所谓的“自愿”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不是法律所应认可的自愿。由此达成的调解协议是不公正的。但由于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对立性，其相互之间提示对方行为的法律后果缺乏动力。而作为调解主导者的法院则有保障当事人自愿真实的责任和义务，应当在当事人放弃自身权利和利益或增加自身负担时告知其这一行为可能的法律后果，然后征询当事人是否仍坚持放弃权利和增加负担的行为。若其仍坚持则可认定当事人对这一调解行为的自愿是真实的。
2，有人认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第14条有关“应当先行调解”案件的规定，体现了法院强制调解的精神，破坏了调解的自愿原则，这其实是对自愿原则的曲解。民事调解中的“调解”一词的内涵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1]《调解规则》中体现的随时调解精神，使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选择不同类型诉讼程序的权利。在当事人没有主动提出调解时做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工作，使双方当事人明确表态自愿同意或不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活动。即对当事人选择不同诉讼程序（开庭审理或进行调解）的认知的调解。[2]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同意调解后做调解工作。故，动员当事人同意进行调解也应属于法院调解工作的范畴。在当事人未主动要求调解时，法院就不能主动进行调解，显然是对人民法院调解内涵的一种错误理解。调解的启动和进行一样都应属于法院进行民事调解的范围。对调解的启动、进行完全可由法院掌握和主导，但对最终的调解结果则必须由当事人自愿达成合意才不违背调解的自愿原则。换句话说就是当事人对民事案件的调解自始至终具有否决权，随时可以对法院的调解工作和进程说“不”。但是这种绝对的体现自愿原则的否决权并不具有禁止法院进行调解努力的功能。同时，否决是对调解内容的否决，没有内容就缺少行使否决权的前提和基础，即先有调解的启动、过程和内容然后才有否决权的行使。所以可以说《简易程序规定》第14条规定的法院“应当调解”的强制性规定并不与调解的自愿原则相悖。法院主动调解并不违反调解的自愿原则。“应当调解”实质是对“调解”内涵的补充、扩展和完善。
二、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与“和稀泥”
1，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而事实上，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民事调解，并不具备民事调解的价值取向。对事实已经被查清、是非已经被分清的案件进行调解在一方为单纯的权利享有者而另一方为单一的义务承担者时，是对权利享有者的合法权利利用司法权威强制剥夺的行为，同时也是对义务或责任承担者应当承当义务或责任的一种司法放纵。即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调解，是损害了权利者的权利而消减了责任者的责任。这明显地违反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其本质特征在于拥有权利享有期待利益的当事人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以保证对民事责任和义务承担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削减，即以损害合法权利和期待利益为条件而去保护依法不应予以保护的责任和义务的承担。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此时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得以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故对已经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权利义务单一的民事案件，法院不应积极主动的进行调解，而应及时判决，以保护权利者的权利最大限度的实现和义务承担者的义务最大限度的履行。当然在权利者主动放弃权利要求调解时例外。
2，对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案件进行民事调解，实质上是以法院或法官的讼利益取代了当事人的诉讼利益，是本末倒置之举。不可否认，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积极开展调解工作，具有自身利益的考虑。比如经济节约，避免上诉，完成管理目标，获得经济奖励等。对一名法官而言，民事案件的调解结案较之判决结案具有更大的个人利益。调解结案的案件几乎可以避免一切对法官个人利益不利的内部管理规则。而判决结案的案件则对法官的个人利益随时随处都存在着威胁。所以在法官本人的个人利益和当事人的利益之间，法官通常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积极促进和采取保全个人利益的途径或方式来解决民事案件，而并不顾及当事人的利益。另外，一般情况下法官在民事案件中的个人利益的价值明显要小于当事人的诉讼价值。比如在一起承包合同案件中，被告拖欠原告承包款30万，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法官为了提高调解率而做工作让原告接受被告支付25万元的协议。而法官提高调解率的个人利益在于完成法院内部管理所确定的一定的调解率可得数千元的经济奖励。以法官个人数千元，甚至是数千元的几十分之一的经济利益而剥夺当事人几万元的诉讼期待利益，明显是不合理的。
3，“和稀泥”在民事调解中具有正当性。自愿原则将法院对民事案件调解的实质限制在对当事人诉讼和解的促成上。即法院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只是促成了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和解，故和稀泥之说其实并不真正存在。所谓的“和稀泥”之说，只是单纯的强调了法院对民事案件调解过程的主导，而忽视了当事人对民事案件最终调解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当事人对最终调解协议的认可，必然是建立在对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责任划分的评判基础上的。所以对当事人而言，不管调解的形式、结果如何，都不存在所谓“和稀泥”的情况。因为当事人所能接受的调解结果是以其认可的事实和责任为基础的。对于当事人双方认可的事实和责任，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或侵犯第三者利益的情况下，法院又有什么权利拒绝认定呢？而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和法院均认可的事实和责任基础之上的调解结果又怎能说是“和稀泥”呢？所谓的“和稀泥”的调解方式的正当性还体现在：[1]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权利义务单一的案件不具有调解的价值取向（前文已有论述）。而重大复杂，事实难以查清，责任难以区分，权利义务交错的案件才具有调解的价值取向。对重大复杂的案件无须查清事实区分责任，即可通过调解工作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从而免去当事人诉讼之累，减轻法院分析判断之难，属双赢结果。不是当事人之间的双赢，而是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双赢。[2]对事实没有查清责任尚未区分的案件进行调解，并不意味着调解工作缺乏事实和责任认定的基础。只不过是把民事审判中法官对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与责任的区分在调解中转化到当事人身上而已（真正体现调解的自愿原则）。而当事人是民事案件纠纷发生时的亲历者，可以说他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责任义务的区分较之于法官依据证据所认定的法律事实更接近于案件的客观事实。所以说调解只要能保证当事人真正的自愿，即能在较为客观的事实基础上进行。而非“和稀泥”论者所想当然的缺乏事实基础。[3]从事实和结果的关系来看，在民事诉讼中事实决定结果，即有什么样的事实将产生相应的结果。法院经开庭审理认定的事实导致判决结果的形成，而调解中，当事人对事实的自我认定，则产生调解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当事人在民事调解中能产生合意达成一致，则意味着当事人双方各自对案件事实的自我认识是相当接近或基本达成一致的，否则就没有事实认定上的一致和表现在结果上的合意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建立在其共同基本认可的事实基础之上的。而对于当事人互相认可的事实，法院在诉讼程序中予以认定，则是有法可依的。
三、民事调解与目标管理
1，目标管理的概念源于美国管理专家杜拉克于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一书。其精髓是让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订，在工作中实行“自我控制”，并努力完成工作目标的一种管理制度。目标管理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在企业管理领域，它要求管理者对实现目标的手段要有相应的控制权力，并不宜过份强调定量指标而忽视定性的内容，并要根据多变的环境及时调整目标。而民事调解则需要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加，调解的进行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调解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双方当事人意志的同一，法官仅对调解的启动、进行和结果起一定的引导作用，并不具有对调解结果的控制能力，故，目标绩效管理并不适合法院对法官民事调解工作的管理。
2，将民事调解率纳入目标管理的范畴，实质是强化了法官个人利益对民事调解的干预。因为调解比判决更符合法官的切身利益。民事诉讼中的调解者即法官，在对具体纠纷的解决持有自己的利益时，往往可以看到他为了使当事人达成调解的合意而施加种种压力的情况。使法官在引导调解并促成调解成功的努力中蒙上过于浓重的个人的功利色彩。
3，调解被部分当事人所利用，成为其达到不法目的的手段和帮凶。在法院将调解率纳入目标管理的范畴时，内部管理对法官调解率的要求通常会被当事人利用，进行恶意调解。部分当事人抓住法官急于通过调解结案以提高调解率，从而达到目标管理对调解率要求的心理，借助法官的调解达到拖延诉讼时间、减轻责任、逃避义务的目的。如在一起雇佣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包工头对拖欠某农民工工资的事实和数额毫无异议，只以暂无力偿还为由积极鼓动主审法官进行调解，要求原告答应其延期还款和减少数额的要求。原告在法官的努力工作下，并为了能尽早得到被告所许诺的工资，无奈接受了被告的条件，在法官的主持下与被告达成了调解协议。而在调解协议约定的还款时间被告并未按期付款，待原告申请强制执行时，被告已经不知所踪。由此可见，纳入目标管理体系的民事调解，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和预期利益的获得，不具有可行性。
河南省劳动力市场条例(2004年)
河南省劳动力市场条例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８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11月26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劳动力市场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通过劳动力市场招用人员、择业求职以及从事有关职业介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劳动力市场，是指在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管理与监督下，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实行劳动力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劳动中介服务场所。
第四条 劳动力市场运行应当遵循公开、平等、竞争、公正服务的原则，促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双向选择和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
第二章 职业介绍机构
第五条 劳动行政部门和具备条件的行业管理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经过批准，可以开办职业介绍机构。
第六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业务范围和章程；
（二）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和相应的办公设施；
（三）有相应的开办资金；
（四）有一定数量的熟悉劳动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的专职工作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可以设立综合性的职业介绍机构，由本级人民政府审批。
企业事业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公民个人设立职业介绍机构的，须持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有关资料和书面报告，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申请，经审查批准，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并到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职业介绍许可证》由省劳动行政部门统一印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借、转让、涂改、倒卖和伪造。
第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提供下列服务：
（一）对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进行求职、用工登记；
（二）为求职者提供用人信息、求职咨询和介绍工作单位；
（三）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资源信息和咨询服务；
（四）组织劳动力供求双方洽谈；
（五）向社会公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
（六）指导建立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介绍工作。
第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向劳动者介绍职业状况和求职方法；帮助用人单位正确选择招聘方法和执行国家规定的招聘标准。
第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求职提供帮助，保障其合法就业权利。
第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在职业介绍活动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劳动政策，不得随意扩大业务范围；并按照省财政、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项目、标准，收取中介服务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胁迫、欺骗等手段进行非法劳务中介活动。
第三章 择业求职和招用人员
第十二条 凡年满十六周岁、有劳动能力和求职要求的城乡劳动者，均可进入劳动力市场择业求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劳动者择业求职，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
第十三条 择业求职的劳动者到职业介绍机构办理登记手续，应当持本人身份证件，并按照要求提供其他有效证件。
从事特殊工种的求职者，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四条 农村劳动者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择业，劳动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服务，方便其就业。
第十五条 国外、境外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外，还必须到省劳动行政部门申领就业许可证。
第十六条 招用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必须面向社会、公开招收、择优录用。用人单位可以自主确定招用人员数量、方式和条件。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凭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到职业介绍机构进行登记。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招用简章必须如实介绍本单位的性质、地址，公布招用人员的工种、用工形式、工作期限、工作条件、工资和劳保福利待遇等基本情况。
用人单位不得招用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人员在特殊工种岗位就业；不得以招用人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与被录用人员依法确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
第二十条 择业求职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力市场各项规定，共同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力市场的主管部门，对劳动力市场和各类职业介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冠以省名的职业介绍机构，由省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管理，并到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其他单位和个人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管理，并到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第二十三条 公安、工商行政、财政、物价、税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劳动行政部门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变更 、停办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提前一个月向原申请批准的劳动行政部门申报，由劳动行政部门批准。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还应当按照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 刊播招用人员广告，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执法证件，秉公执法。
第二十七条 劳动力市场的职业介绍活动应当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于职业介绍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未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而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由劳动行政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非法印制、倒卖或者伪造《职业介绍许可证》以及其他有关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予以没收，并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超出职业介绍许可范围从事职业介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其非法所得，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直至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超出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的，除由财政、物价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外，劳动行政部门可根据情节轻重，责令其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以胁迫、欺骗等方式进行非法职业介绍活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由劳动行政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在职业介绍活动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擅自介绍和招用国外、境外人员就业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不如实介绍用人单位情况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按每招收一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对未按规定刊播招工、招聘广告的单位和个人，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广告法》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三条 劳动行政部门和职业介绍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人才市场的管理，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劳动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