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完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刘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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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善意取得制度
周冬平*：男，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2004年级本科；四川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2008级研究生。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进一步完善，交易活动的数量与交易额日益巨增。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引下，交易安全成为诚实信用的经济主题。《物权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一大跨越。动产、不动产交易安全成为《物权法》重点强调的内容。善意取得是保护市场交易安全与维护我国社会美德愿望下调和的产物，然而在实施细则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还没出台的今天，学者们认为很多还未成定论。
善意取得制度立法上虽有规定，但新旧规定差别甚大，且一时间事务中不知如何适用。另外，关于遗失物、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也争议的沸沸扬扬。《物权法》的原则是维护交易安全，鼓励商品交易。然而，人们从事交易时往往不知对方的商品来源是否合法、是否为有权处分；如果片面保护原所有权人利益，忽视买受人交易的合法性，那么市场经济势必受到限制，交易的安全性大打折扣，人们都不愿意去交易了。因此，我国应尽快完善该制度的立法、司法解释和统一学界理论，这样才能明确澄清混淆。体现物权法价值，从而更好的维护正常市场交易秩序，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善意取得制度的概述
1、善意取得制度的概念
善意取得是无权占有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国内外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概念争议不大，通常表述为：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人在将其占有的他人之物让与给买受人时，如果买受人取得该物是出于善意的，则买受人便可以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不得要求买受人返还其物。[ 梅夏英 高圣平著：《物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9月第1版，164页。]
笔者认为这种表述存在问题：依其所见，似乎只有财产的所有权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虽然善意取得制度是规定在《物权法》第二编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里面，但是106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可见善意取得不仅适用于所有权的即时取得，其他物权也可以适用善意取得。所以，笔者认为这样定义更为准确：善意取得指财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占有的财产，并将该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基于善意、公平、合法的即时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那么原所有人不得要求第三人返还。
如果从完整的阐述概念角度出发，还应该指出《物权法》上之善意取得制度所针对的财产客体是不动产或动产。在传统的民事法律中，善意取得制度一般只包括了动产的交易。当然，主要是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今天的不动产交易份额逐步变大，人们遇到的不动产交易问题增多。笔者认为之所以我国立法者立排众议，将不动产交易纳入该制度，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太快，相应的制度并不完善，许多不动产的登记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而以登记为公示条件的不动产取得往往得不到保障。实务中大量出现类似一房多卖的情况，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物权法》打破传统，将不动产纳入其中。但这个做法并不是没有问题存在的。随着登记制度的完善，不动产交易中第三人若再以不动产登记问题为抗辩就不太可能了。而对登记错误的不动产，也应该由登记机构或当事人承担赔偿或补偿的责任，并通过登记变更程序来解释。这样也能进一步促进登记制度的完善，同样能保证不动产的交易安全。
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渊源
（1）、《民通意见》中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主要是第89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
（2）、《物权法》第106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3）、善意取得制度在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①、《担保法》第54条 ：“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
②、《担保法解释》第84条：“出质人以其不具有所有权但合法占有的动产出质的，不知出质人无处分权的质权人行使质权后，因此给动产所有人造成损失的，由出质人承担赔偿责任。”
③、《担保法解释》第108条：“债权人合法占有债务人交付的动产时，不知债务人无处分该动产的权利，债权人可以按照担保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行使留置权。”
④、《票据法》第12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⑤、《信托法》第12条规定：“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撤销信托的，不影响善意受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将归于消灭。”
⑥、《拍卖法》第58条规定：“委托人违反本法第6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⑦、《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的，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的，则不再追缴。”
⑧、《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12条：“对明知是赃车而购买的，应将车辆无偿追缴，对违反国家规定购买车辆，经查证是赃车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0、114条规定进行追缴和扣押。对不明知是赃车而购买的，结案后予以退还买主。”
善意取得制度理论基础的探讨
善意取得制度不仅仅因为法学理论的需要才制定出来，它的制定还涉及到社会伦理与国家经济的因素。
（1）、不认同该制度乃至于在法律中不体现出来的原因主要有：①、所有权人对丧失的财产的无限追及权。这主要是罗马法理论对物权的特殊理解造成的。他们认为物权变动应严格依照“意思主义”，并且规定真正的权利人可以从无权受让人那里追回原物，而不管其间转手的次数；②、我国在《民法通则》中没有规定善意取得制度。按照笔者理解是因为：这样操作很大因素是为了维护我国的传统美德，以便于抑制销赃行为。这样有利于弘扬社会精神文明，宣传道德风尚，带有极强情感偏向，因而否认了善意取得制度。另外，通过善意取得方式完成的交易并非是正常商业途径的交易，这就与我国传统的儒商精神即诚信交易不相符。基于此，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立法者更倾向于站在原所有权人权利之维护的角度，将善意第三人权利摆在其次。而让受让人实现对无权占有人的债权来维护其合法的权利。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意见（试行）》89条中才部分肯定善意取得制度；再到《物权法》更进一步承认了该制度。但这仍然不是完全的承认，比如，对盗赃物就没有明确是否适用这个制度。该制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对商品交易安全观、传统道德认识地重构而促成的。
（2）、善意取得制度的民法理论基础主要有：取得时效说和非取得时效说、占有的公信力说。
取得时效说，是由法国、意大利学者提出的，他们认为善意取得之所以能使善意受让人从此前的无权利状态转而取得所有权，完全是即时时效或瞬间时效作用的结果。[ 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第四版，205页。] 笔者认为善意取得的过程虽然包含了原权利人——无权占有人，再从无权占有人——善意受让人两个物权行为以及时间过程，但本质上与时间并无关系。这里的时效并不是使该制度成就的最主要原因，而只是描述性的表述。
非时效说，包括以下四种：1、认为依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凡占有动产的人，即应推定为该动产的所有人，这种观点称为善意取得的存在根据的“权利外像说”，学者菲舍尔倡之；2、认为善意受让人之所以能从无权利人处取得权利，是因为法律赋予了占有人处分原权利人的动产权利，即“权利赋权说”，由基尔克等人所提倡；3、认为是基于占有的效力而发生的见解，称为“占有效力说”，由我国学者黄右昌倡之。4、由台湾学者郑玉波倡导的“法律特别规定说”，认为善意取得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特殊制度。[ 对各种学说的介绍，参见杨与龄：《民法物权》，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行1985年版，第88页。] 上述诸学说，各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对善意取得的逻辑依据给出个令人满意的答复，其中“法律特别规定说”为学界通说。[ 刘智慧著：《占有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295页。]
笔者认为取得时效说和非取得时效说的观点都不无道理，但没有切中实质，而经济因素和物权占有的公信力理论相比之下较为合理，理由如下：马克思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学说有力的说明了经济是法律制度的动因。善意取得制度毫不例外也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善意取得制度对原权利人利益的损害远小于调查成本和对交易秩序的破坏。基于此需要，立法者可以根据法律理论而进一步研究立法，即直接由法律特别规定出来，就如上述“权利赋权说”、“法律特别规定说”一类。然而，这并没有做好法律与经济关系的协调，不太可能把这一制度建立的完美。笔者认为：将物权法的占有公示公信力理论与经济安全理论结合而来的善意取得制度才是合理的。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是指占有人在占有物上行使的权利，推定其合法有此权利。基于占有权利的推定受让人和让与人从事动产交易时，才能够不去调查对方用于交易商品有无所有权式处分权，才能对第三人而言基于不动产的登记公示公信做出善意交易的保护。可见，把善意取得制度的产生理解成是一种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和基于占有的公信力理论而产生的制度，这才有说服力。
从本质上来看，该制度的形成到完善是由于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善意取得是一种以牺牲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为代价来保障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制度。[ 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第四版，205页。] 如江平教授在一次《物权法》讲座中举到的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小偷把偷来的一只鸡拿到市场上去卖，人们以为这只鸡就是小偷自家喂养的，于是买走了。而失主又有充分证据证明那只鸡是自己的。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善意取得制度，那么失主就能直接拿回那只鸡，善意买受人要得到自己的权利保护就只有去找小偷了。这样一来，是否每一次交易不论大小都要花时间、财力和人力去调查呢？难道失主就不为自己未尽到保护自己财产安全的义务而付出代价？基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必就须保护交易安全并鼓励交易，维护商品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善意取得制度将传统的注重保护原权利人转移到保护交易的中心人物——受让人，这实质上是保护了交易安全的一种手段。
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
1、该制度的构成要件
关于该制度的构成要件，立法上与理论上有很大的争议。从《物权法》106条来看，满足三个要件就能适用该制度：①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动产时是善意的；②以合理的价格转让；③转让的不动产或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学者们对后两点争议不大，主要对第①点有疑问，比如动产中脱离物的适用，善意的认定等。
关于动产的适用原则是：占有脱离物有条件地发生善意取得，而占有委托物原则上发生善意取得。[ 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第四版，208页。] 但这一直成为争议。
《物权法》并没有提出占有物为“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的说法，这种分类仍是停留在原来旧法（除物权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渊源）的观点之上。所谓占有委托物，是指基于租赁、保管等合同关系，由承租人、保管人等实际占有的，属于出租人、委托人所有的物。这是基于原权利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转移占有的物。而占有脱离物则是非基于原权利人真实意思表示而丧失占有的物，如赃物、遗失物、遗忘物、误取物等。笔者认为，赃物如符合《物权法》106条善意取得构成要件应适用该制度，遗失物也应严格按照本法107条规定适用，具体的分析将在下面详述。
关于善意的认定，放在下文有关善意取得的排除中详述，在此不累述。
2、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在传统的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均强调所有权的无限追及力，但随着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善意取得制度相继被各国接受，限制所有权的追及力，保护善意第三人以达到保护交易安全，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美国统一商法典明确规定不仅保护买卖合同中善意受让人的交易安全（U.C.C.2-403),而且也保护担保物权设定中的交易安全（U.C.C.9-307) [ （美）迈克尔. D. 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而从我国的立法来看，善意取得制度在《物权法》中得到明确承认，并指出不动产、动产适用该制度，对动产中的占有脱离物没有明确规定，成为适用的第一个关键问题。笔者认为，所谓的占有脱离物符合善意取得制度构成要件的应该适用该制度，理由下面将详述。
第二个适用问题是106条第三款提出的“其他物权”，那么“其他物权”具体又指哪些呢？该制度是以动产、不动产所有权为典型形态，动产所有权以外的，如动产质权、动产抵押权、动产留置权等，不动产的其他权利，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担保物权等都可适用善意取得。但这些物权适用该制度，还有待与《物权法》所确定的精神相统一的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出台，以进一步明细。
第三个问题是：债权可否适用善意取得。虽然善意取得制度在《物权法》中明确的确定，但是，笔者认为，债权也可类推适用该制度。理由如下：首先，《民法通则》“意见”第89条表明了立法者的倾向；另外，表见代理制度也可理解为债权类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典范；还有，受禁治产宣告的主体将其对他人之债权转让善意第三人的合同权利，也是类推适用该制度的，等等。但是，以王泽鉴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债权为相对权，本身并无公示方法作为权利表征，债权无以表彰在外，也无须表彰在外，原则上无善意取得制度之适用。[ 王泽鉴：《民法物权（2）用益物权、占有》，255页以下。] 笔者认为王泽鉴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看法固然符合民法理论，但一味的只服从传统理论，而与实务的发展脱钩，是呆板而阻碍法律进步的。另一方面，即便是在物权上使用善意取得时也会涉及到债权的变动。善意取得虽然产生了物权的终局变动，同时也产生了原权利人与无权转让的占有人之间的债权。可见，物权与债权在经济为本质的结果上本身就不能完全脱离，正如马克思所宣扬的“法律关系是以社会物质财富为基础的”。
换一个视角来理解：当我们从债权关系的视角去分析问题时，比如证券化或有体化之债权，公司债务、各种票据、担保抵押、出现最频繁的合同、字据等形态的债权债务。当符合该制度对善意、无权处分的规定时，虽然对象是债权，笔者也赞同同样适用善意取得。更有学者认为，由于上述之债权业已动产化，一般将其视为动产，故可适用善意取得。[ 谢在全：《民法物权法论》（上），270页。]
3、善意取得的排除
（1）、“恶意”的排除
本文没有对“善意”做详细论述，在此结合“恶意”作出对比分析。学者们一般认为，“恶意”是指不知让与人无让与的权利是否出于过失，但依客观情势，在交易经验上一般人皆可认定让与人无让与的权利，应认定为恶意。[ 史尚宽：《物权法论》，501页。] 由于“善意”或者“恶意”都是一种心理状态，很难认定受让是否具有真实的善、恶之意。因此，在实务中，怎样去判断、评判的标准是怎样的，显得十分重要。
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之思考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陈志坚


缺席判决是审判程序中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的三大程序法中，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已明确规定了这一法律制度。在民事和行政审判实践中，通过实行缺席判决制度，有效地提高了办案效率，准确及时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实践证明，缺席判决是审判程序中一项重要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还没有规定缺席判决制度，因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如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自诉人提起控诉后，有些并未受到逮捕羁押的被告人为逃避审判而逃跑，致使人民法院无法开庭审判，造成刑事诉讼无限期拖延，使不少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特别是有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大案要案得不到及时审理判决，给社会造成较大的负面效应，从而增加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据此，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这对于促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顺利开展刑事诉讼活动，提高办案效率，正确实现刑事诉讼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缺席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在被告人因逃避审判未到庭的情况下，根据公诉机关或自诉人的指控，就到庭的被害人、自诉人、证人或其他被告人等核对证据，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判决。随着新形势下刑事审判任务的日趋繁重和审判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立缺席判决制度也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
（一）、建立缺席判决制度是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必然步入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刑事诉讼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及因此产生的一些弊端，必然要建立一种配套的制度来加以解决。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逃避审判，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或借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之机逃跑，致使该类案件无法及时审结，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对自诉案件被告人在宣判前一般不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即使是公诉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许多条款规定了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实践中使用这两项措施的范围比较广、人次比较多,虽然《刑事诉讼法》对防止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察和审判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审判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建立缺席判决这样一种配套制度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建成立了缺席判决制度。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以完善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二）、建立缺席判决制度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的必然要求
《刑事诉讼法》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是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任务。因此，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只要有犯罪发生，我们就要准确、及时地将犯罪事实彻底揭露和查明，并且应用《刑法》对犯罪分子予以应有的惩罚。所谓准确，就是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整个案件事实准确无误。所谓及时，就是要有时间的限制和要求，要抓住有利时机侦察破案，并及时提起公诉和审判，不得无故拖延。使犯罪分子能及早受到惩处，以便有效地打击犯罪，儆戒犯罪。如果因为被告人逃跑而无限期拖延诉讼，势必影响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证人的证言必须当庭讯问、质证并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对被告人逃跑的刑事案件不及时采取缺席审判的方式，非等到被告人到庭后再开庭审理，到时证人就有可能会由于时过境迁而对事实记忆模糊，有些物证或其它证据材料也会因间隔时间太长随之灭失或变形，而无法辩认。这样就很难收集到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各种真实证据材料，因而也就难以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甚至会导致放纵犯罪分子或冤枉好人的恶果。
（三）、建立缺席判决制度是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要求
由于在刑事诉讼中尚无缺席判决制度的规定，使不少被告人外逃的刑事案件即使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无法及时开庭审判，致使被害人和公民产生一些消极情绪甚至产生误会，认为是因执法机关软弱无能、执法不力而导致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甚至认为是执法机关放纵了犯罪分子。因此，丧失了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从而出现了有的公民在自身权益受到犯罪分子侵害时也不敢报案或不愿报案的极不正常现象，有的甚至甘愿吃亏而与犯罪分子“私了”，这样就在无形中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一些可能犯罪或将要犯罪的不法分子看到有的人犯罪后只要逃离犯罪地就能“相安无事”，因此也肆无忌惮地实施犯罪，从而形成了犯罪率不断上升，社会治安状况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若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就有利于执法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及时侦察、起诉和审判，只有及时对被告人进行公开审判，及时揭露犯罪及其对社会的危害，并及时惩治犯罪分子，才能充分发挥刑事诉讼在法制宣传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广大群众增强法制观念，明确违法必究的道理，从而提高遵守法律的自觉性和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才能以一警百，使社会上一些可能犯罪或将要犯罪的不法分子受到儆戒，不敢以身试法。
二、建立缺席判决制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在司法实践中，对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虽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缺席判决会影响被告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也不利于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难以确认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因而会直接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准确性，还认为如果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缺席，没有执行刑罚的对象，判决也会失去实际意义。但笔者认为，只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以司法为民为宗旨,正确行使各自的职权； 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案件质量关；坚持依靠群众和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建立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一）、缺席判决不会影响被告人行使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多项诉讼权利,但最主要的诉讼权利是辩护权和上诉权。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保障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辩护权、上诉权及其他各项诉讼权利。一是采用公告形式送达法律文书。立案后及时向被告人公告送达起诉书（自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告知其被指控的罪名和开庭时间，以利被告人归案参加诉讼或委托辩护人出庭辩护。如被告人经公告传唤后仍未到庭参加诉讼，宣判后还应及时公告送达判决书，告知其判决结果和上诉期限，以便被告人提出上诉。公告送达的时间不计入案件的审限之内，但不宜过长，以防同案的被告人羁押时间过长。二是及时通知被告人的近亲属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指定负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出庭辩护。即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一定要为其委托辩护人参与诉讼，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三是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出庭参与诉讼，并由其会同律师代被告人行使诉讼过程中的各种诉讼权利，包括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自愿调解等。同时，人民法院还应向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送达各种法律文书，使其了解审判的全过程。
（二）、缺席判决并不会影响对被告人的正确定罪量刑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定案的根据主要是证据，而不是被告人的口供，只要证据充分确实，不管被告人是否供认，都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并对被告人定罪。但在缺席审判时，必须严格按规定传证人到庭作证，对一切可能用作定案依据的证据，心须在法庭上查证，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其次，被告人缺席也不会影响正确量刑。有的人认为，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很难确认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因而会直接影响对其量刑的准确度。笔者以为，被告人逃避审判就是认罪态度不好的具体表现，因此审判时完全可以根据被告人在作案中的具体情节以及其他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来把握量刑幅度。如被告人在判决生效后主动投案自首或归案后确有新的证据能证明其无罪、罪轻的，则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由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三）、缺席判决制度与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并不相悖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进行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对于提起公诉或自诉的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就应当开庭审判。由此可见，建立缺席判决制度对一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及时审理判决，与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并不矛盾。
（四）、缺席判决并不会因为暂时没有执行刑罚的对象而失去实际意义
缺席判决后，虽然暂时不能对被告人执行刑罚，但却具有如下实际意义：第一，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审判资源。缺席审判可防止刑事诉讼无限期拖延，对一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做到快审快结，判决书生效后，一旦被告人归案，即可及时对其执行刑罚，从而提高办案效率。同时也可避免有多名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出现多次重复开庭的现象，以减轻审判机关的诉累，避免审判资源的浪费。第二，有利于及时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挽回国家或集体的经济损失。对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判决生效后虽然不能及时对被告人执行刑罚，但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则不因被告人未到案而影响执行。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可以及时以被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财产赔偿被害人或国家、集体的经济损失；此外，如对被告人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亦可及时执行。第三，可有效的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消除被告人“一走了之”的侥幸心理，以敦促被告人及时归案接受审判或服刑。
三、刑事诉讼中适用缺席判决制度的几种情形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缺席判决制度应持慎重的态度，其范围不宜扩大。缺席判决适用的前提必须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如因被告人（当事人）没有到庭而无法查清案情事实的，不能缺席判决，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审理，待其到庭后再恢复审理。笔者认为，缺席判决适用的几种情形有：（一）、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为逃避审判逃跑而没有到庭的；（二）、自诉案件的被告人逃跑或虽未逃跑但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人民法院又无法将其拘传到庭的，或者被告人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三）、在自诉案件被告人提出反诉的情况下，自诉人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其适用的例外情形：对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不宜缺席判决。因为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判处死刑，毕竟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一旦发生错判，就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伤及无辜，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因而必须特别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