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普森的“血手”与河北省高院“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裴玉良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7:39:24 浏览:9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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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的“血手”与河北省高院“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
裴玉良
“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辛普森谋杀案的主审法官在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后如是说。
大家都对被告是否有罪存疑，但法院却说有罪，并作了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河北省高院对承德市“7.30”，“8.16”案件判决后人们的疑问。
1994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人案，把许多人的眼球从奥运赛场吸引到了美国的法庭上。1994年6月12日，黑人橄榄球前明星辛普森的前妻及其男友被利刃割喉致死，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两被害人及辛普森的血迹，也发现了辛普森的头发和一只血手套，在辛普森住宅中发现了一只与案发现场属于同一副的血手套和一双血袜子，在其汽车上也发现了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迹，警方遂将辛普森作为重大犯罪嫌疑人予以起诉。面对“血证如山”的控方指控，腰缠万贯的辛普森重金聘请的“梦幻律师队”，利用控方证据的漏洞，将检察官和警方证人驳得目瞪口呆，说服了陪审团的全体成员，使陪审团成员们相信，“辛普森并不一定是罪犯，案犯极有可能另有其人或辛普森被栽赃陷害”，最终裁定辛普森无罪开释。美国有关机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辛普森就是“杀人犯”，但同时认为，既然法院认定辛普森无罪，在法律上他就是无罪的，人们应该对司法判决保持尊重。表现了美国民众成熟的法制观念和对独立司法的尊重。“上级法院”也没有受到“民愤”的影响予以改判，美最高法院也没有象中国最高法院对“刘涌涉黑案”提审改判死刑那样主动干预下级法院的司法活动，也体现了中美两国国司法制度的差异。
巧合的是，在同一年的同一个夏天，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也发生了一起与美国“辛普森谋杀案”近似的人命大案，但结局却大相径庭。
1994年7月30日、8月16日，河北省承德市连续发生两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最终确定陈国清、何国强为“7，30”案件犯罪嫌疑人，“8，16”案件为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所为。经过承德中院四次一审判决，整整经历了将近十年，由同一中级法院、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被告先后四次判处死刑，直到2004年3月26日，河北省高院对承德市“7.30”，“8.16”两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三名被告死缓和一名被告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中美两国的司法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当然是两案结局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但本文不比较这种差异。两案从技术角度讲，都涉及到证据的运用，尤其是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问题。辛普森谋杀案中控方指控被告谋杀罪的关键证据是“血手套”、“血袜子”和“血液检验报告”等间接证据，没有一个直接证据，正是由于这些间接证据本身存在的疑问使得陪审团作出了被告无罪的判决。承德“7，30”和“8，16”案件中，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是两个，一个是杀人凶器---刀子，一个是提取的烟头上唾液的化验报告，也都是间接证据。这是两个案件中最为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明显的区别，辛普森案件中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没有被告口供，也就是没有直接证据，而承德“7，30”和“8，16”案件中被告人是有口供的，至于口供是如何获取的，有无违反法律的地方，有无使用刑讯逼供，法院的各种判决均予以回避，但从被告人反复“翻供”以及身上的伤痕看，不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由于我国对刑讯逼供严厉禁止，因此获得的证据是违法的，因此连法院的判决也对口供的运用持慎重的态度，而将对被告们定罪量刑的重点放在间接证据的认定和运用上。既然两个案件都主要是间接证据的运用，那不妨从专业角度比较一下两个案件中对间接证据是如何认定的，看看是否有所启发。
先简单分析辛普森案件，美国法庭上对间接证据是如何判断的。在杀人现场发现的一只血手套与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一只血手套是同一副。而且都有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液，可是两只手套没有任何破裂和刀痕，里面也没有被告人的血迹，说明辛普森手上的伤口与凶杀案可能没有关系。警方证人证明在被告家中发现的血手套在提取时血液还是湿的，而这时距案发已有7个小时，血迹应该已经干透，不应该是湿的，这不排除有人栽赃陷害的可能。另外，即使是被告人作案，在将凶器和血衣隐藏后，再专门跑到房子后面单独藏匿血手套也不符合常理，最后，在法庭审讯时被告当场试戴手套的试验也给人不相符合的感觉。所有这些疑问，使得陪审团得出结论，手套不一定是辛普森作案时使用的。
控方指控辛普森的另一重要证据，是血迹化验和DNA检验报告。在案发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和毛发，在案发现场几公里外的辛普森家中发现了被害人的血迹，在案发现场和辛普森家中发现的同一副手套都有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迹，在辛普森的卧室中发现了有被害人血迹的袜子。经血液化验和DNA检验的证据是不会错误的，控方证据堪称“血证如山”，但由于警方取证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严重失误，使得陪审团产生了辛普森有被陷害可能的认识，没有达到“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排除被告不可能涉嫌犯罪的一切可能”的间接证据运用规则，从证据角度讲不能认定辛普森就是罪犯，这也是无罪判决的重要原因。比如警方第一次对辛普森审讯时，在辛普森放弃沉默权的情况下，警方居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被告口供；再比如出警的警察在案发现场停留后，又直接进入几公里远的辛普森家中，因此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被害人的血迹很有可能是警察无意带入的，使得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被害人血迹的证据效力大打折扣。警方发生的更为致命错误，是警员将从辛普森身上抽出的血液样品加入浓度很高的防腐剂（EDTA）后，又直接到案发现场停留了很长时间才交给血液检验人员，而在案发现场发现的辛普森的血液恰恰含有同样的防腐剂(EDTA)，并且法庭上提交的辛普森血液的数量少于当初警员抽取的血液数量，这使陪审团怀疑证据已经受到了“污染”。
以上的简略分析说明，辛普森之所以被陪审团宣判无罪，和警方取证过程中忽视现场勘查常识，违背程序公正的诉讼原则具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警方的失误导致了案件的最终结局。
从承德市“7，30”和“8，16”案件审理过程中表现出的证据本身的矛盾看，之所以案件久拖不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警方的调查取证失误有密切的关系，更和法院对这些有重大疑问的证据在没有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情况下就予以采信有关。
首先对杀人凶器----刀子进行分析，案件分别发生在7月30日和8月6日，但围绕刀子有两份刑事技术鉴定报告，第一份是1994年7月31日鉴定报告，而这时距案发仅仅只隔一天，犯罪嫌疑人还没有确定，那么刀子是从哪里获得的？是不是案发现场发现的？应该在审判时由公安机关予以作证作出合理解释，否则鉴定结论认定刀子上有被害人的血液就没有意义。公安机关1994年11月2日从被告陈国清家中提取一把自制单刃刀子，1994年11月4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承德市公安机关送检的单刃刀子所作的第二份鉴定结论，只是证明了上面的血迹与被害人之一的血迹血清同为“阴性”。至于鉴定的刀子是否与从陈国清家中提取的刀子一致？是否与第一次鉴定的刀子想混淆？第一次鉴定的刀子与第二次鉴定的刀子结论一致，但两次鉴定的对象是不是同一把刀子呢？公安机关的当庭作证和两级法院的数个判决均未涉及，这是产生疑问的重要原因。况且，仅凭公安部技术鉴定认定送检刀子上的血迹与被害人之一的刘福军血清均未“阴性”，就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意味着被告作案的可能性只有50%，因为人的血清不是阴性就是阳性。
其次，作为指控被告人到过现场进入过被害人出租车内的物证-------烟头，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报告和现场录像看没有记载有关内容，也没有现场提取物证的照片，公安机关只是在审判过程中说明是在案发现场的出租车内提取的。被告人一方辩解说烟头是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在看守所被提取的，而公安机关却无有力证据证明烟头是在现场提取的，说明公安机关的取证是有缺陷的，这种重大失误会导致诉讼的严重障碍，使得法院在判决中也难以进行充分的说理。同时，对烟头所作的鉴定是在1994年8月23日，证明烟头上唾液为“A"型，与被告人之一的杨士亮血型、唾液一致，但这时被告人均未被抓，他们的血型鉴定又是从何而来？
除了上述两个关键证据的重大缺陷外，本案还有其他很多疑问，包括证明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为何没有采用，预审时有无刑讯逼供等。但关于凶器和烟头唾液鉴定的疑问无疑是本案中引起争议最大的问题，无论被告们是否还要继续申诉，无论最终结局如何，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勘查现场、审讯嫌犯、进行鉴定时，都应考虑审判程序中证据的适用、辩方的质证以及社会大众的监督问题，切不可以为破案了就大功告成。
裴玉良
“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辛普森谋杀案的主审法官在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后如是说。
大家都对被告是否有罪存疑，但法院却说有罪，并作了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河北省高院对承德市“7.30”，“8.16”案件判决后人们的疑问。
1994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人案，把许多人的眼球从奥运赛场吸引到了美国的法庭上。1994年6月12日，黑人橄榄球前明星辛普森的前妻及其男友被利刃割喉致死，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两被害人及辛普森的血迹，也发现了辛普森的头发和一只血手套，在辛普森住宅中发现了一只与案发现场属于同一副的血手套和一双血袜子，在其汽车上也发现了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迹，警方遂将辛普森作为重大犯罪嫌疑人予以起诉。面对“血证如山”的控方指控，腰缠万贯的辛普森重金聘请的“梦幻律师队”，利用控方证据的漏洞，将检察官和警方证人驳得目瞪口呆，说服了陪审团的全体成员，使陪审团成员们相信，“辛普森并不一定是罪犯，案犯极有可能另有其人或辛普森被栽赃陷害”，最终裁定辛普森无罪开释。美国有关机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辛普森就是“杀人犯”，但同时认为，既然法院认定辛普森无罪，在法律上他就是无罪的，人们应该对司法判决保持尊重。表现了美国民众成熟的法制观念和对独立司法的尊重。“上级法院”也没有受到“民愤”的影响予以改判，美最高法院也没有象中国最高法院对“刘涌涉黑案”提审改判死刑那样主动干预下级法院的司法活动，也体现了中美两国国司法制度的差异。
巧合的是，在同一年的同一个夏天，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也发生了一起与美国“辛普森谋杀案”近似的人命大案，但结局却大相径庭。
1994年7月30日、8月16日，河北省承德市连续发生两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最终确定陈国清、何国强为“7，30”案件犯罪嫌疑人，“8，16”案件为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所为。经过承德中院四次一审判决，整整经历了将近十年，由同一中级法院、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被告先后四次判处死刑，直到2004年3月26日，河北省高院对承德市“7.30”，“8.16”两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三名被告死缓和一名被告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中美两国的司法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当然是两案结局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但本文不比较这种差异。两案从技术角度讲，都涉及到证据的运用，尤其是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问题。辛普森谋杀案中控方指控被告谋杀罪的关键证据是“血手套”、“血袜子”和“血液检验报告”等间接证据，没有一个直接证据，正是由于这些间接证据本身存在的疑问使得陪审团作出了被告无罪的判决。承德“7，30”和“8，16”案件中，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是两个，一个是杀人凶器---刀子，一个是提取的烟头上唾液的化验报告，也都是间接证据。这是两个案件中最为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明显的区别，辛普森案件中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没有被告口供，也就是没有直接证据，而承德“7，30”和“8，16”案件中被告人是有口供的，至于口供是如何获取的，有无违反法律的地方，有无使用刑讯逼供，法院的各种判决均予以回避，但从被告人反复“翻供”以及身上的伤痕看，不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由于我国对刑讯逼供严厉禁止，因此获得的证据是违法的，因此连法院的判决也对口供的运用持慎重的态度，而将对被告们定罪量刑的重点放在间接证据的认定和运用上。既然两个案件都主要是间接证据的运用，那不妨从专业角度比较一下两个案件中对间接证据是如何认定的，看看是否有所启发。
先简单分析辛普森案件，美国法庭上对间接证据是如何判断的。在杀人现场发现的一只血手套与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一只血手套是同一副。而且都有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液，可是两只手套没有任何破裂和刀痕，里面也没有被告人的血迹，说明辛普森手上的伤口与凶杀案可能没有关系。警方证人证明在被告家中发现的血手套在提取时血液还是湿的，而这时距案发已有7个小时，血迹应该已经干透，不应该是湿的，这不排除有人栽赃陷害的可能。另外，即使是被告人作案，在将凶器和血衣隐藏后，再专门跑到房子后面单独藏匿血手套也不符合常理，最后，在法庭审讯时被告当场试戴手套的试验也给人不相符合的感觉。所有这些疑问，使得陪审团得出结论，手套不一定是辛普森作案时使用的。
控方指控辛普森的另一重要证据，是血迹化验和DNA检验报告。在案发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和毛发，在案发现场几公里外的辛普森家中发现了被害人的血迹，在案发现场和辛普森家中发现的同一副手套都有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迹，在辛普森的卧室中发现了有被害人血迹的袜子。经血液化验和DNA检验的证据是不会错误的，控方证据堪称“血证如山”，但由于警方取证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严重失误，使得陪审团产生了辛普森有被陷害可能的认识，没有达到“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排除被告不可能涉嫌犯罪的一切可能”的间接证据运用规则，从证据角度讲不能认定辛普森就是罪犯，这也是无罪判决的重要原因。比如警方第一次对辛普森审讯时，在辛普森放弃沉默权的情况下，警方居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被告口供；再比如出警的警察在案发现场停留后，又直接进入几公里远的辛普森家中，因此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被害人的血迹很有可能是警察无意带入的，使得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被害人血迹的证据效力大打折扣。警方发生的更为致命错误，是警员将从辛普森身上抽出的血液样品加入浓度很高的防腐剂（EDTA）后，又直接到案发现场停留了很长时间才交给血液检验人员，而在案发现场发现的辛普森的血液恰恰含有同样的防腐剂(EDTA)，并且法庭上提交的辛普森血液的数量少于当初警员抽取的血液数量，这使陪审团怀疑证据已经受到了“污染”。
以上的简略分析说明，辛普森之所以被陪审团宣判无罪，和警方取证过程中忽视现场勘查常识，违背程序公正的诉讼原则具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警方的失误导致了案件的最终结局。
从承德市“7，30”和“8，16”案件审理过程中表现出的证据本身的矛盾看，之所以案件久拖不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警方的调查取证失误有密切的关系，更和法院对这些有重大疑问的证据在没有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情况下就予以采信有关。
首先对杀人凶器----刀子进行分析，案件分别发生在7月30日和8月6日，但围绕刀子有两份刑事技术鉴定报告，第一份是1994年7月31日鉴定报告，而这时距案发仅仅只隔一天，犯罪嫌疑人还没有确定，那么刀子是从哪里获得的？是不是案发现场发现的？应该在审判时由公安机关予以作证作出合理解释，否则鉴定结论认定刀子上有被害人的血液就没有意义。公安机关1994年11月2日从被告陈国清家中提取一把自制单刃刀子，1994年11月4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承德市公安机关送检的单刃刀子所作的第二份鉴定结论，只是证明了上面的血迹与被害人之一的血迹血清同为“阴性”。至于鉴定的刀子是否与从陈国清家中提取的刀子一致？是否与第一次鉴定的刀子想混淆？第一次鉴定的刀子与第二次鉴定的刀子结论一致，但两次鉴定的对象是不是同一把刀子呢？公安机关的当庭作证和两级法院的数个判决均未涉及，这是产生疑问的重要原因。况且，仅凭公安部技术鉴定认定送检刀子上的血迹与被害人之一的刘福军血清均未“阴性”，就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意味着被告作案的可能性只有50%，因为人的血清不是阴性就是阳性。
其次，作为指控被告人到过现场进入过被害人出租车内的物证-------烟头，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报告和现场录像看没有记载有关内容，也没有现场提取物证的照片，公安机关只是在审判过程中说明是在案发现场的出租车内提取的。被告人一方辩解说烟头是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在看守所被提取的，而公安机关却无有力证据证明烟头是在现场提取的，说明公安机关的取证是有缺陷的，这种重大失误会导致诉讼的严重障碍，使得法院在判决中也难以进行充分的说理。同时，对烟头所作的鉴定是在1994年8月23日，证明烟头上唾液为“A"型，与被告人之一的杨士亮血型、唾液一致，但这时被告人均未被抓，他们的血型鉴定又是从何而来？
除了上述两个关键证据的重大缺陷外，本案还有其他很多疑问，包括证明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为何没有采用，预审时有无刑讯逼供等。但关于凶器和烟头唾液鉴定的疑问无疑是本案中引起争议最大的问题，无论被告们是否还要继续申诉，无论最终结局如何，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勘查现场、审讯嫌犯、进行鉴定时，都应考虑审判程序中证据的适用、辩方的质证以及社会大众的监督问题，切不可以为破案了就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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